在今天龙门石窟优美圆润的佛像造型上人们可以感受到旧大陆另一侧的希腊文明通过印度健陀罗艺术带给遥远的中国文明的影响。希腊文明作为独立的文化生命是在迈锡尼文明死寂之后所残存的躯壳上逐渐生长起来的――公元前十一至九世纪的“荷马时代”为其开始孕育形成的发生期。反映在荷马史诗以及赫西俄德《神谱》中的古代神话为我们展现了这个伟大的文明的最初的纱幕。荷马史诗以奇伟瑰怪的想象铺陈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传奇――希腊的勇士们为了荣誉和财富攻城杀将、血流漂杵，而引发这场人间浩劫的却是诸神为了金苹果而起的争执。当美丽的神话终于随着文明的心智发育趋于幻灭的时候，西方政治史之父修昔底德便开始以理性的语言客观地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与经过。而《神谱》则讲述这样一个“创世纪”的故事：万有之中首先产生的是混沌，其次则是地母该亚，接着诸神依次诞生并形成自己的系谱。这不可言说的“混沌”后来在“哲学的突破”的过程中逐渐变现为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火”、巴门尼德的“存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以及亚里斯多德的“形式”。希腊文明的理性成长始终滞留在凡事皆要问个为什么的幼稚阶段，故而没能象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哲学的突破”那样成功地孕育标志着文化生命之成年形态的高级宗教。随着文明的心智发育，个人乃至阶段的自我意识都在不断地增长――前者萌生公元前八至六世纪的海外殖民运动而后者则加剧了城邦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成熟的文化生命相应地引发象雅典的梭伦改革与克利斯提尼改革这样的政制革新运动以调整渐趋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改革的指导方向即为确立一个泯灭贵族与平民之界限的公民社会，从而将伴随着文明的理性成长而衍生的动物本能由城邦内部的阶级矛盾转化为城邦与城邦之间的矛盾。希腊文明主要局限于一个疆域狭小、地貌破碎的半岛，故而其列国纷争状态与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相较直有小巫、大巫之别。公元前五一三年，新兴的波斯帝国继征服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之后进而占领色雷斯并控制赫勒斯滂海峡；面对来自东方的威胁，希腊诸邦开始结为同盟共御强敌，从而将群体之动物本能由城邦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转化为希腊诸邦与波斯帝国之间的矛盾。而当卡里阿斯和约签订之后，赢得对波斯战争的希腊诸邦因失去外在攻击目标而将其内敛的动物本能重新表达为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针对希腊社会的危机，雅典哲人柏拉图规划了一幅“理想国”的蓝图以济其溺：在城邦之中，军人、农民与工匠代表的是随着文明的理性发育不断释放出来的激情和欲望――而唯有当体现善之理念的“哲王”君临其上之时，“群与群争”的高级自然状态才有可能最后得以终结。事实上这一构想后来只在东亚真正落实为第三中华帝国时代以儒家思想为旨归的文官考试制度――因为唯有中国文明在融汇大乘佛学的基础上最终形成超越放任自由的“战国文化”的全新的文明形态。继希腊文明之后兴起的是作为其子文明的罗马文明――正是后者哺育了对后来的西方历史影响深远的罗马国家。罗马国家在发生、发育的过程上与同时代的秦汉国家差相仿佛。罗马人与秦人一样皆以无与伦比的军事战斗力以及政治组织力睥睨一世，盖因其一方面葆有传承不堕之部落传统而另一方面又可从发达的文明地区汲取所需的实用技术。处于理性发育的幼稚阶段，两个民族对于东方的先进文化既抱加以利用的心理又怀强烈的抵触情绪――是故罗马人每将希腊知识分子作为奴隶役使，而秦人亦曾酝酿过驱逐山东侨客的风潮。早期罗马国家与战国时代的秦国如出一辙地将其强大的战争机器构筑于以小农经济为依托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之上。而后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压力加之川流不息的资本运动，自由小农普遍破产从而沦为流民或托庇于大庄园的依附农民――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作为罗马国家与秦汉国家之命脉的义务兵役制。大格拉古在罗马公民大会上抨击富人占地的演说使人联想董仲舒“限民名田”的建议，而马略变公民兵制为募兵制的改革与汉武帝“七科发谪”之应急措施内容虽异却理无二致。由共和国蜕化的罗马帝国实为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官僚制国家，而其封建色彩在戴克里先改革之时至为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化生命的精力衰竭使得东西方两大帝国在其后期都出现了症状略类之社会危机：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兴起，自然经济逐渐取代商品经济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型态；与之相应的是货币开始退出流通领域而曾经繁盛一时的大都市此时则普遍走向没弱。当罗马帝国的统治盛极而衰之时，曾经日丽中天的古典文明在经历长达几个世纪的紧张思虑之后终于回归思惟断灭之休眠状态；而势不可挡的神秘主义思潮正在东方悄然兴起并随着基督教被尊为国教最终征服整个帝国。这似乎是各大文明在“哲学的突破”的晚期所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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