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崛起的基督教文明使西方历史开始了继希腊罗马文明史之后的第二次轮回。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欧洲社会与荷马时代的希腊相较不禁予人“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受――所不同的是古典文明的色调较为明快柔和，而《圣经》所反映的新的纱幕则显得过于阴郁凝重。随着基督教文明的理性发育，欧洲历史开始由浑朴稚拙的童年期逐渐过渡到生机蓬勃的青年时代。西方人从十字军东征开始的殖民扩张运动好象重演了希腊的前辈由爱琴海沿岸向黑海和地中海地区殖民扩张的历史，只是所及的地域范围远较后者为大。而欧洲的政治制度则相应地由等级君主制一变而为绝对君主制、再变而为自由民主制，与希腊城邦由贵族政治而僭主政治，由僭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经历可谓异代同揆。在不可遏制的工业增长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关系体系缓慢地、但确定不移地由旧大陆之一隅向全球扩张，从而将所有的国家纳入欧洲历史的“大战国时代”。以民主阵营为一方的新的提洛同盟和以集权国家为一方的新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围绕着权力与利益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展开了两次互争雄长的殊死决斗――曾经不可一世的老牌帝国无一例外地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走到了自己的末路。此时，一个新兴的富有生气的民族如同当年的马其顿人一样在文明的边缘地带迅速崛起，以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成为精疲力竭的西方世界的无可争议的盟主――紧接着就是一场征讨共产主义俄国的新的亚历山大东征。尽管基督教文明的世俗化进程已因与之伴生的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而被普遍冠以“现代化”之名，但似乎尚未独特到无法与其它各大文明的世俗化进程同日而语的地步。这个稳涵着“现代性”之基因的文化生命在其发育过程上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贵族化的天主教文明和平民化的新教文明两个不同的阶段：基督教在前一阶段完全寄生于希腊罗马文明的蛹体之中，而直到后一阶段才开始了自身独立的演化与发展。在天主教文明发生之初，因蛮族入侵而破坏殆尽的罗马帝国的典章制度随着新的文化生命之孕育开始借尸还魂，逐渐变现为教皇制之下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象尚未发芽的种子一样蕴涵着无限潜能的原始宗教在与曾经理性发育的希腊罗马文明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尖锐的矛盾――从《圣经·哥林多前书》所见的使徒保罗对当日理性主义者的严辞抨击可以略见一斑――无论神学家们如何生硬地运用古典哲学的观念方法诠释基督教教义也无法弥缝二者之间的巨大的鸿沟。若与第二代中国文明作一对比即可明了天主教文明以及后来的新教文明的内在症结之所在：前者因孕育“悟性”故可在思惟粗重之醒觉状态下随意体验身心轻安之梦幻状态，是故自宋代开始“三教合一”的思想广为流行，而社会结构亦因有高度成熟的文化生命为依托得以长期维持其稳定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后者之醒觉状态与梦幻状态分别居于心智发育过程的高低不同的势位，因而当文化生命随理性成长而苏醒或因思虑过度返回内心之时往往引发社会生活层面的剧烈的革命运动。天主教文明的理性成长首先显现为十二至十三世纪经院哲学的繁荣，而当文化生命的发育程度达到与昔日之希腊罗马文明相当的水准时就水到渠成地引发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从乔托到米开兰基罗，这个贵族化的文明随闻见之累积不断更新原有的纱幕，从而获得日益清晰的现实感。受其世俗化波及的意大利上流社会逐渐习惯于象高等动物那样“现实地”看待外部世界，而象征着中世纪天主教会之威严的礼仪典型也就随之扫地以尽。当精疲力竭的文化生命感到回归内心之需要时，就在北方半开化的日尔曼蛮族那里激起标志着基督教原始精神之复兴的宗教改革运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一个结果就是《圣经》由拉丁文译为各民族语言，而人们无须通过教会即可直接与上帝交流。号称“神言”的《圣经》以全知全能之上帝的视角说书，具有使进入其情境之读者混一神我的魔幻效果；德国人因在原来的文化教养上白纸一张故而得以亲历无论是希腊人还是意大利人皆无缘领略之与神同在的意境，从而成功地孕育全新的文化生命。为天主教会拘囚千年之蛮族灵魂此时开始进入《圣经》情境以神自居，浑然忘其本身――还从来没有一个文化系统将“人”之动物本能奉为神明。随着基督教原始精神的复兴，原始宗教、部落意识、部落民主制三位一体之早期蛮族文化亦死灰复燃，逐渐演变为启蒙思想、民族国家意识、自由民主制度三位一体之近代西方政治文化。诞生于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在某种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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