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里面有一段五祖弘忍与六祖惠能之间的对话：弘忍问道“汝是岭南人，又是犭葛 獠，若为堪作佛？”惠能则回答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犭葛 獠身与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弘忍的意见代表的是三代以来世代相延的贵族化的古典中国文明，此时其势已是强弩之末；而当惠能答话之时，融汇自上而下的王官文化与自下而上的北传佛学所形成的第二代中国文明正在南方蓬勃兴起。古典中国文明在生长出秦汉帝国这样的超级利维坦之后已因负荷过重而感精疲力竭――这在学术思潮上表现为缺乏思想活力的经学的兴起。强大的匈奴的存在使这个超级利维坦仍然可以象战国七雄那样将共同体成员的动物性集体向外排泄，从而增强自身的内在凝聚力；而在北方的强敌衰弱之后，秦汉帝国便不得不将其攻击性向内收敛，这就使得国内的阶级矛盾日益加剧。我们知道这个帝国的上层乃是由随着文明的理性发育从古代世界的氏族和公社中分离出来的个人组成的近代官僚制国家，而其下层则是保留着农村公社之残余的乡里组织――后者随着文化生命的精力衰竭开始成长为东汉时代大土地所有制之下的庄园。秦汉帝国的上层结构后来随着作为其赋税与兵役对象的自耕农之人口比重的锐减趋于崩溃，而居于下层的庄园则因失去大一统国家的荫庇进一步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时代带有军事性质的坞堡。由此而言，曹操与苻坚统一中国之尝试的失利貌似偶然却蕴涵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在秦汉帝国崩解之后，处于氏族公社阶段的北方游牧民族开始象汹涌的海潮一样一波接一波地入侵中原，而失去融化能力的古典中国文明此时则萎缩为高门士族自矜身份的“家学”――北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倒退回了“哲学的突破”发生之前的封建时代。作为这次理性发育之结晶的两汉经学在解脱了对大一统国家的责任之后开始回到自己的内心，从而恢复了思想的活力――此即飘逸脱略的魏晋玄学。经学乃玄学之醒觉状态，而玄学则为经学之梦幻状态。正是以超脱历史感与现实感的魏晋玄学为依托，古典中国文明开始了消化与之性相略类的大乘佛学的艰巨工程。比较一下《庄子》与《坛经》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二者皆以妙悟神解著称，但前者似乎更具孤峭脱俗的贵族气质而后者则偏向简易随和的平民风格――这也是以王官文化为代表的古典中国文明与融汇了大乘佛学之后形成的第二代中国文明之间的分野。正是在新的文化氛围之下，儒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才落实为鼓励社会各阶层公平竞争的科举考试制度，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土地所有者有着人身依附关系的佃客才演变为两宋时期作为契约关系中的平等方租赁地主土地的农民――此乃佛教给予中国之恩惠。而从消极的一面讲，中国人亦因之深染沉湎个人内心之“印度病”，从而丧失了直面现实的毅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最后在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烈火中，这个曾经哺育过孙武、商鞅、白起和韩非的文明借助欧洲思潮中极端的唯物主义思想为自己治愈了多年的顽疾，并因而再度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在第二代文明孕育的过程中，南中国和北中国在发育程度上似乎出现了明显的“断层”：较为老成的南方流行空灵脱略的玄学与慧学，而较为幼稚的北方则讲求严谨笃实的礼学与定学――当天台智者鼓吹其“止观双修、定慧并重”的学说时，南北文化生命在经历长期的隔阂之后终于开始合二为一。从后来禅宗内部的能秀之异到庙堂上面的牛李之争，从晋帖魏碑对书风的影响此涨彼消的经历到租庸调制渐为两税法所取代的过程，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南北文化势力相互之间短兵相接、互争雄长的紧张――总的说来北方的文化生命随着自身的理性发育逐渐濡染先进的南方的色调，但其间亦不无象唐代“古文运动”这样的反动。而若将考察的视野放宽，就不难发现隋唐史学界所关注的“南朝化”的趋势其实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宋明时代。与玄学和经学的关系略类，在第二代文明中隋唐佛学乃宋明理学之梦幻状态，而宋明理学则为隋唐佛学之醒觉状态。当朱子尖锐地批评释氏蔑弃纲常之时，新的文化生命终于睁开惺松的睡眼，从而获得朦胧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在中国文明第二次大轮回的过程中又蕴涵着一次与明代相始终的较小的轮回：文化生命在遭遇元末遍及全国的明教起义之后似乎回到较为原始的状态，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一轮新的发育周期。从明代中叶起，随着文明的理性发育个人的自我意识日益成长，与之相应的是空灵奔放的阳明学逐渐取代严谨笃实的朱子学成为学术思潮的主流；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则带动了城市的繁荣，这在文学史上反映为以市民为服务对象的通俗文艺在此时出现了继宋元之后的第二个高峰――这个小周期终因一六四四年明帝国的覆亡划上了句号。在经历满洲征服的强烈震撼之后，第二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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