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的种类与数目增多”的又一个例证。
周先生的上述概括具有启发性。不过，若抛开这些具体问题不论，我们将面对着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即在众多特点的背后，制约着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到底有哪些？
应该说，制约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当首推史学的独立。史学独立意义不可低估。如果还像汉代那样，经学维持一统天下的局面，士人注意力全在经学，史学就很难有大的发展。史学的独立确实为史学的发展赢得了一个更大的空间。不过尽管如此，我并不主张把经与史的分离过程理解得过于绝对。前文讨论经史关系时，实际上比较强调的是史学对经学、特别是对古文经学的继承。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若把经史关系理解得过于绝对，一方面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势必会使学术的演变失去过渡环节，变得难以理解。而从史学继承经学这个角度出发，则可以解释很多问题。如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注释方法诸方面对经学的模拟、史学著作的繁简变化以及史学批评原则的改变等等现象都可以由此得到说明。
制约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私人修史的盛行。关于这个问题，金毓黻先生早有论说。他在《中国史学史》书中专列了《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一章，以“私家修史”来概括魏晋南北朝史学，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一时期，史学著作之所以种类繁多、数量剧增，关键原因就在于众多私人纷纷自发修史。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可以解释很多问题。私人修史为何会如此盛行？金毓黻先生有如下一段解释：
当此之时，私家作史，何以若是之多，其故可得而言。两汉经史，最重家法，至后汉郑玄，而结集古今学之大成。魏晋以后，转尚玄言，经术日微，学士大夫有志撰述者，无可抒其蕴蓄，乃寄情乙部，壹意造史，此原于经学之衰者一也。自班固自造《汉书》，见称于明帝，当代典籍史实，悉集于兰台东观，于是又命刘珍等作《汉纪》，以续班书，迄于汉亡，而未尝或辍。自斯以来，撰史之风，被于一世，魏晋之君，亦多措意于是，王沈《魏书》，本由官撰；陈寿《国志》，就家迻写；晋代闻人，有若张华、庾亮，或宏奖风流，或给以纸笔，是以人竟为史，自况马、班，此原于君相之好尚者二也。古代史官世守之制，至汉已革，又自后汉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更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见闻，以备遗亡，后则群才景慕，作者甚众，《隋志》论之详矣，此原于学者之修坠者三也。若乃晋遭“八王之乱”，南则典午偏安，以逮宋、齐、梁、陈，北则诸国割据，以逮魏、齐、周、隋，历年三百，始合于一。割据之世，才俊众于一统，征之于古，往往而然。当时士夫各有纪录，未肯后人，因之各有国史，美富可称，此原于诸国之相竟者四也。综上所论，具此四因，私史日多，又何足怪。[1]
金先生列举了四条原因。其中有的解释是比较勉强的。如以“君相之好尚”论说就失之于空泛。唐初，“君相之好尚”超过往昔，遂有大规模修史活动发生。然而也正是从此开始，私人修史日益衰微。以“割据之世”诸国竟相修史来解释也有难通之处。因为北方割据诸国最多，但所修之史往往并非私撰。私人纷纷撰史更多地是在汉末魏晋以至南朝，通常所谓“八家《后汉书》”、“十八家《晋书》”就是出自这一时期。这与“割据之世”没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影响私人修史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专制皇权强大与否。汉末以来，皇权衰落，“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这是造成汉晋时期私人修史蓬勃发展的最关键原因。反面的例证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从十六国开始，北方地区正是由于皇权的干预，所以才缺乏私人修史的风气，从而使得史学著作在种类、数量上都不能与南方相比。同样，与魏晋相比，南朝专制皇权有了很大加强，所以就出现了大量的奉敕之作，出现了从私撰到官修的发展趋势。隋唐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国家禁止私人修史，所以魏晋以来因大量私人修史而造成的史学繁荣局面终告结束。总之，专制皇权强弱与私人修史多寡这两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关联。
关于“私人修史”问题，还有进一步深究的必要。东汉以后，士人群体表现得十分活跃。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各种类型的史学著作其实大都是士人以及由此而演化出的士族所作。因此所谓“私人修史”也可称之为“士人修史”、“士族修史”。士人或者说士族修史不完全是为国之兴亡考虑，而是往往有着很强的个人的、家族的目的。他们或是借修史以求个人之不朽，或是借修史以记录家族的辉煌。因此，史学著作所记载的也多是他们自身的历史，不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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