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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唐间史学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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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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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别传、家传、郡书，或者是家谱都是如此。就连记录“街谈巷议”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多是当时著名的士人、士族。这与汉代小说是很不一样的。影响所及，甚至后来被称之为“正史”的王朝史，如何法盛的《晋中兴书》、魏收的《魏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等等也都有大量对士族家世的介绍。
关于这一时期史书多记士族活动，钱穆先生曾有论述。他认为《隋志》史部“十三类中重要的，一是人物传记，其次便是地理记载”。[2]他解释说：“盖人物与地理有关，二者之受重视，则为当时门第郡望观念之影响。”[3]
钱穆先生注意到了“人物传记”的重要性，这与我的理解相当接近。他所说的“人物”其实就是我所说的士人、士族。不过，我还是更愿意用“士人”、“士族”这样的称谓，而不用钱穆先生所说的“人物”。因为在这之前，司马迁的纪传体《史记》不也是重视“人物”吗？所以泛泛地说重视人物，必然会模糊两个时期史学的不同。实际上，司马迁与魏晋以后史家所重视的“人物”是有很大不同的。春秋战国以来，对“人”之所以重视，是因为国之兴衰在“人”。出发点是“国”，而不是“人”。此外，在战国以来民本思潮的影响下，司马迁非常关注下层社会普通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可见，虽然同样是记载“人物”的活动，但《史记》中的“人物”与魏晋以后史学著作中的“人物”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此外，把“人物传记”与“地理记载”联系起来也是很难成立的。钱穆先生所谓“人物传记”就是指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包括了高士传、名士传、别传、家传、郡书等等在内的杂传。按本书的理解，杂传与地理书并没有什么关系。地理书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对异物以及山水风光感兴趣而盛行起来的，而大量人物传记则是受当时人物品评风气影响而出现的。地志盛行于汉魏六朝，而杂传到南朝便已衰微；地志主要出自南方，而杂传却并非如此。二者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都是不吻合的。钱穆并没有具体研究过这两类书，却试图用门第社会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来简单地、笼统地解释问题。这是他出错的一个根本原因。
真正属于一个时代的特点总是会随着这个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南朝以后，政治上，士族逐渐退出舞台；学术上，私人修史日渐衰微，史书数量减少，而魏晋南北朝写成的史书也大多散失了，今天能看到的寥寥无几。那么，这个时代的史学究竟在史学史上留下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先来看钱穆先生的评价。钱穆先生对这一时期史学评价不高。他在批评刘知几时连带批评了魏晋以来的史学。他说：“史书最重要的要能看出当时这许多史事背后的实情和意向，而刘知几《史通》在这方面是缺乏的。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容上。他只论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苟无史学，他所论的史法，都是肤浅的、皮毛的。”[4]他又说：“总之，刘知几只注意到史书，没有注意到历史本身，也没有注意到写历史的背后的这个人。”刘知几何以至此？钱先生分析说：“若使在刘知几以前，史学界早有一番极高明的史学的话，刘知几也就不止于此。正因为从班孟坚《汉书》以下，都不能和司马迁《史记》相比。《三国志》、《后汉书》一路下来，经学史学大义慢慢迷失，所以当时人已只懂看重班孟坚的《汉书》，而不能看重到太史公的《史记》。讲材料，班固《汉书》是来得细密了，或许可在《史记》之上。但讲史识、讲学问的大精神，《史记》这一套，班固就没有学到。以后一路跟着班固的路，史学慢慢走向下坡，我们只要读刘知几的《史通》，就可以回过头来，看东汉以后史学的慢慢儿地暗淡了。”他又说：“（东汉到唐初）在外观上，是史学很盛，但是看到他的内里精神方面去，史学实已衰了，远不能同从周公孔子到司马迁那一段相比。”[5]
钱穆先生的意见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从今人的角度看，《史通》确实是境界不高。刘知几只是关注史书的体例，缺乏思想深度。他的局限性也正如钱先生所说，是由他以前史学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从东汉到唐初，的确是没有任何一个史学家可以和司马迁相比。司马迁的史学具有很强的历史哲学色彩。他不满足于对历史事实的陈述，而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为什么能有这样高的追求呢？关键还在于战国以来思想界的认识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而司马迁以后，思想界并没有提供出新的可资利用的东西。在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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