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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谷川先生心情愉快，勤奋读书，经常与老师同学讨论问题，每年都有论文发表。
在日本史学界，隋唐两朝被视为日本律令国家的祖型，因而对隋唐史的研究极为重视，研究成果丰富，硕果累累。受此影响，谷川先生最初的研究方向也选择了隋唐史，大学毕业论文以府兵制度为题，不是因为对府兵制度本身有兴趣，而是想搞清作为隋唐帝国的象征，府兵制度如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构造。从制度或事件入手，探讨历史深层的东西，尤其是社会下层的人民群众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是谷川先生从事史学研究的一贯原则，而他的视角总是比较特殊。在研究职田制时，以职田制中反映的唐朝官僚与农民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这一制度是怎样随着农民阶级的成长而崩溃的。[2]在分析安史之乱性质时，深入发掘了当时抵抗叛军的河北民众的动向，并根据分析得出，这些民众在安史之乱后，被河北三镇所吸收，成为反唐力量的一部分。[3]通过庞勋之乱的研究，特别强调了徐州藩镇的士兵叛乱，是与周边的农民结为同盟的，也就是说，雇佣兵与农民的同盟，彻底动摇了唐朝的统治基础。这是决定庞勋之乱性质的关键一点。虽然这种联盟是暂时的，庞勋之乱也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对反唐斗争的大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久就爆发了黄巢大起义。[4]对武后朝末年到玄宗朝初年的政治斗争，历来的研究都认为，武韦之祸是统治阶级内部即门阀贵族官僚与新兴的科举官僚之间的斗争。谷川先生认为，事情决不是如此单纯，其根底深处蕴藏着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强烈欲望。[5]对唐史的一系列研究，都贯穿着一个思想，那就是与唐朝对立的主导力量是民众，民众的动向是决定性的因素。密切关注人民大众的欲望、动向在历史上的作用，是谷川先生对战争深刻反思的结果。战争不仅给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而且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痛苦，军国主义崩溃后，日本必须以民主为国家之本，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就是要重视历史上民众的地位和作用。这是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日本历史学者所关心的问题。
正当谷川先生的唐史研究顺利进展时，他却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有一种空虚的感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战后日本学术界正开展的关于时代分期的大讨论有关。当时的史学界，围绕唐代是中国的古代还是中世这一问题而展开讨论。谷川先生密切关注这场大讨论，同时也深受讨论中各种思潮的影响。回顾自己尚未成熟的隋唐史研究工作，他认为有以下特点：第一，强烈关注民众的动向。第二，将民众和与其对立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对抗作为轴心，是研究唐代历史的关键。至今他也坚持认为这一研究方向并没有错。然而，问题是，如果将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看作完全对立的话，就会陷入单纯机械论的泥潭。自己的文章尚未把握唐代历史的本质，是由于一面告诫自己不要陷入只注重历史现象的机械论，但又不能突破其框框。因此，苦恼中的谷川进退维谷，一年多未动笔，酝酿着自己研究生涯的大转型。
二
谷川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隋唐史改为北魏史。因为他认识到，要探讨唐代的历史，必须探寻其根源，而唐朝可以称为六朝历史的到达点。唐帝国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他研究的切入点。他认为，强大的、统一的唐帝国的出发点，亦即其前史，应当是离这一时期最近的分裂时期即最混乱时期。由于隋代已具备唐代国家形态的基本框架，所以隋末的大动乱应该排除，最早应上溯至北魏末年的动乱时期：东西两魏的分裂，北周吞并北齐，隋灭陈，一步步由分裂走向统一。
决定了新的研究方向后，谷川先生首先开始以《资治通鉴》为参照，细读《魏书》。那时，尚无新版百纳本和中华书局的标点本，只有上京印刷很差的线装本。虽然条件差，但他却以探索未知的愉快心情扎扎实实读书，做笔记。在读书的过程中，城民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唐长孺、宫川尚志两位先生曾经论及城民，认为是被配置在边境，与一般郡民有区别的军人。谷川先生从大量史料入手分析，认为城民是北魏末六镇之乱后反叛的主要力量，不仅在北方缘边地区，在关东、关西等内地也能见到。城民问题有利于我们了解北魏末动乱的本质，也许还是搞清隋唐再统一历程的钥匙。如何给城民下一个定义呢？单从字面上理解，是居住在城里的人，谷川先生从《魏书》中，发现城民是当时特定制度的用语。1958年，谷川先生在《史林》上发表了他研究北魏史的第一篇论文《北魏末的内乱和城民》。宫崎市定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这使初涉北魏史研究的谷川先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写作过程中，谷川先生认真吸收了宫崎市定、宫川尚志及浜口重国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因为此前，他对先学的研究成果不大感兴趣。1959年，谷川先生又发表了题为《北魏官界的门阀主义和贤才主义》。他认为，如果说内乱和城民问题讲的是北魏军事方面的核心问题的话，那么，对引发内乱的官僚制度加以革新的问题，就是这篇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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