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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但在当时的时代，这两者却很和谐、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受时代的限制，人们必须努力抑制自己的欲望，从而使共同体内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随着时代的发展，领导共同体的望族，通过在乡里社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升官的特权，望族倾向于逐渐脱离乡里社会，转变为中央贵族。他们的生活也奢侈起来，并且要求扩大各种经济利益，官职变成了追求利润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阶级和共同体之间的调和关系就崩溃了，共同体关系由于贵族阶级的苛敛诛求而瓦解。总之，当时的共同体关系是由阶级关系形成的，但它最后又因阶级关系而消灭。[6]
共同体理论提出后，在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史学界围绕共同体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通过论争，推动了魏晋南北朝研究的深入发展。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划分、贵族制等，历来就是论争的热点，共同体论作为中世说的新观点，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关于这方面的大讨论。由于共同体理论的影响，研究贵族制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地域社会或乡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围绕共同体问题的大讨论在日本就结束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大讨论中，批评与反批评的论争是非常激烈的，对一个问题，经常是往复论辩。但即使在批评阵营中，也有人会部分接受谷川先生的观点。如多田狷介先生是共同体理论的主要批评者之一，他就试图将阶级对立和共同体的观点相结合，说明时代的性质。[7]还有许多学者从某一角度，某一侧面出发，对那些看似“小”的问题进行研究，参与到讨论中来。如小尾孟夫[8]、窪添庆文[9]从地方社会的角度研究地方官的原籍任用问题等。在这场论争中，不同观点的史学工作者畅所欲言，互相争论，互相启发，共同提高，将史学研究推向深入。过去，在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是比较薄弱的，经过这场大讨论，大大推进了日本史学界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80年代以来，谷川先生的学说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其影响不仅在六朝史研究，其他朝代的研究也受到他的影响。在中国、韩国、美国等国家，豪族共同体的理论也受到史学界的重视。
四
1994年3月，68岁的谷川道雄先生从龙谷大学退职。他将自己40余年的研究生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1952年至1957年（27至32岁）。
第二期：1958年至1970年（33至45岁）。
第三期：1971年至1977年（46至52岁）。
第四期：1978年至现在（53岁至69岁）。
在第一至第三期，谷川先生经历了京都府高中教师，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助手、讲师、助教授、教授等教学研究生涯。将1970至1971作为第二期至第三期的分界，是由于《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的刊行，而针对豪族共同体的大讨论，基本上是集中在第三期开展的。谷川先生认为，治学生涯的第二至第三阶段，是自己意气风发的年代，感觉学问成了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已达到了自成体系的水平。1978年，谷川先生转入京都大学，从第三期的后半段开始，他的研究重点移往已中断多年的隋唐史研究，发表多篇论文探讨藩镇问题。关于藩镇的起源问题，谷川先生认为应上溯至六朝时代。除藩镇问题外，他还就武则天、贞观之治的政治伦理、李林甫等发表了几篇论文，但他认为，这些研究是零碎的。第四期的研究，还是以有关六朝史问题为主，但只能看作是对第三期时观点的补充而已。
作为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学者，谷川先生非常渴望与中国学者面对面地交流。1983年秋天，谷川先生随团来到四川参加唐史学会，见到了我国著名学者唐长孺、王仲荦、缪钺、胡如雷等先生。翌年春天，他又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北省社科院、武汉大学、江苏省社科院、山东大学演讲，举行座谈，宣传自己的学说“豪族共同体论”。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欢迎和接待。回国后，谷川先生又于1987年与吉川中夫、上田早苗、安田二郎、中村圭尔、高木智见5人发起以《六朝时代的政治和文化以及地域社会的作用》为题，欢迎中国学者共同参与讨论，得到了广泛响应。1992年，谷川先生参加了在西安召开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了题为《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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