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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年，人物评价的潮流，已经由地方规模发展到中央规模，这种人物评价的潮流就是乡论。乡论在全国高涨，进而形成了全国的士大夫阶层。贵族士大夫阶层是通过社会对卓越人物的支持或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权威及人与人的关系等形成的。中国不像西欧那样是封建领主制，是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由乡论选拔人才，正是适合这一社会的任官方式。这就是“乡论主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九品中正制下的乡论，是由贵族出身的名望家支配的，但当时在名望家与乡里之间，民间的舆论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而这一影响的基础，就是“豪族共同体”。1993年第3期的《文史哲》，发表了谷川道雄先生向“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其中简要介绍了“豪族共同体论”的主要观点。
从东汉末到六朝时代，随着国家权力的衰微，人民的生活陷入极度不安的状态。人民只有依附“坞”等组织才能得以生存，而领导村坞集团的正是名望家族的杰出人物。这种村坞集团是由依附于杰出人物而集结起来的宗族、乡党构成的。当时的社会构成，一部分是作为大土地所有者的名望家们与隶属于他们的奴婢、佃客等隶属民，另一部分则是在大土地经营的周边，广泛存在着属于宗族、乡党的独立农民，他们以名望家为中心集结到了一起。而后者，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构成。在当时动乱的局面下，名望家对于宗族、乡党进行赈恤、农业指导、纷争调停、医疗、防敌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活动，人们深为他们“重义轻财”的行为所感动，对他们充满景仰。这就是乡论产生的根源。如果没有名望家的财力及精神领袖的作用，人民的团结是困难的；反之，如果没有人民的这种团结，名望家自身也难以在动乱中生存延续。像这种以名望家族为核心结成的相互共存的体制，就称之为豪族共同体。豪族共同体不仅构成了当时社会的基层，而且在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明显的事例，是以这种豪族共同体的团结力量，构成了魏晋时期各个王朝的政府军队。例如曹操军队的一部分，东晋以来的北府军，南齐、梁的革命军队，西魏、北周的乡兵集团等等。
豪族共同体的理论一出现，就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大争论。按照当时的传统观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线是大土地所有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而豪族共同体的理论被认为背离了这一原则。对这一理论的批评意见主要有二：一是认为过分重视了道德观念的力量；二是忽视了阶级对立的观点，在共同体成立的契机方面，过分重视名望家的精神作用。尤其对后者的批评更为严厉。当然，也有部分或者全部赞成的意见。
面对批评，谷川先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使后来，他来到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也大张旗鼓地宣传共同体的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也说过，近代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都是各种历史形态的共同体社会。构成汉帝国基础结构的“里”，也是共同体的一种形态。这种里瓦解后，只有产生一种新的共同体结构，人们才能够生存。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要实现的，就是这种共同体社会，他们所遵循的道戒，阐述的是自己同别人的共存伦理。共存伦理正是当时的时代要求。面对汉末以来的种种社会危机，豪族阶级不得不带头谋求自家与群众共存，设法使社会保持调和。
在豪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有精神和物质两大要素在起作用。豪族阶级在精神方面起了领导作用，在当时“人相食”的悲惨境遇中，他们限制自己的欲望，向贫民散发部分财富，这些行为鼓舞和团结了人们，使人们在意志上愿意共存，提高了群众生活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当时小农经济的再生产过程是依靠精神和物质的相互作用来推动的。其中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农民阶级来推动的。这种士农阶层的分工，是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所共有的，但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士农分工的特点，就是有些特定之家凌驾于其他家之上，来统治其他家。因此，所谓豪族共同体就是以特定之家为中心，由它领导的共同体，并不是像汉代的里那种比较对等的家之集合体。换言之，也就是以阶级关系为媒介的共同体。基于以上观点，谷川先生认为，那种批评自己的学说忽视了阶级观点的意见，未必正确。他说，批判我的人也不否认共同体结合的存在，不过，他们也只是把这种结合理解为阶级统治的手段而已。然而，共同体结合，是人类在前近代社会中的基本生存条件，这种关系是由阶级关系来保证的。我们应该承认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深刻的阶级社会的矛盾。
对共同体中存在的阶级矛盾，谷川先生是这样解释的：从理论上讲，阶级矛盾和共同体关系是不相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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