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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主旨。
按照谷川先生当时的构想，是以北魏末年的内乱为契机，军队和官僚制度发生变化，打破门阀社会，建立隋唐统一的国家政权。根据这一研究框架，他主要对北魏灭亡后的东西魏、北齐、北周等的政治史加以研究，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后来，他遵循宫崎先生的教诲：“要搞北魏史，不能不读《晋书》的载记。”于是，又开始读《晋书》的载记部分，研究五胡十六国史。此时，他刚刚结束了9年的助手生活，晋升为专任讲师，而他最初的讲义就是有关五胡十六国史的内容。1962年，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论文《慕容燕的权力构造》。谷川先生始终认为，将自己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充实到讲义中，是写大学讲义的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是非常辛苦的。如果背离这一原则，只依靠旧的研究成果写讲义，是一种羞耻。按他的经验，一年若不能发表2至3篇高质量论文的话，其讲义就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讲义。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谷川先生发表了以五胡十六国至隋朝建立为主要内容的论文近20篇，后经选编，于1971年出版，书名为《隋唐帝国形成史论》，1973年，他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就是以此书为申请论文。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包含了谷川先生70年代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隋唐国家形成理论。主要观点是，魏晋南北朝有两个时代特色，一是游牧民族在中国内地进行政治活动，二是豪族阶级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主人公。虽然两者的渊源不同，但都是秦汉帝国统一的专制集权即皇帝的一元化统治遭到破坏后所发生的现象。在这一历史现象的深处，二者大概是紧密联系的。但是，在魏晋南北朝的前半期，这两种现象是分别存在的，于是，发生了各种分裂状态。使两者融合起来的，是魏孝文帝改革时的汉化政策。但是，在原来的形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完全的融合是很难实现的。通过北魏末的动乱、国家的分裂等一系列剧烈动荡，促进了二者的融合，奠定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六镇之乱是北方少数民族内部的门阀主义的运动，但随着内乱的扩大，在汉人豪族中，也掀起了反门阀的风潮。形成了超越种族和身份的差异，争取平等化的运动。隋唐实现了中国的再统一，是建立在平等化的基础上的，但是，当时的社会的表面，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门阀阶级和占据地方社会统治中心的胡汉土著豪放。
三
在刚涉足历史研究之初，谷川先生就非常重视民众问题，从隋唐史转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之后，也未中止民众问题的研究。在出版《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时，由于内容和篇幅所限，有些文章不得不忍痛割爱。所以说，《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未能囊括谷川先生的全部研究成果，有关民众问题的研究内容就未载入书中。因此，谷川先生将余下的论文加上后来写的两篇文章，出版了一本新书《中国中世社会和共同体》。其中新写的两篇文章题为《中国社会和封建制》、《中国的中世》，后来被译成英文，于1985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中世社会和共同体》一书，集中体现了谷川先生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看法，在充分研讨历史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豪族共同体”的理论。
豪族共同体理论最初是由谷川道雄先生提出来的，得到了对此也有研究的川胜义雄先生的支持，在二人领导主持的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的共同推动下，这一理论日臻成熟，1970年出版了论文集《中国中世史研究》，登载了谷川道雄、川胜义雄合作的文章《关于中国中世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正式全面地推出了豪族共同体的理论。随之，围绕豪族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因而，1970年被认为是日本学术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日本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性质长期以来存在着中世说和古代说两种对立的观点。二战前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是内藤湖南及其学派京都学派，主张六朝至隋唐为中世，中世的时代特点是贵族政治，当时的主要劳动者是农奴。持这一观点的有著名历史学家宇都宫清吉、宫崎市定等。宫崎市定先生的《九品官人法研究》一书，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观点，即乡品与官品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乡品与官品相互对应，看一个人的乡品就可预测出他在仕途上的最高位置。当时士人的任官资格是根据乡品来认定的，而官职的等级，是根据乡里的评价高低即乡品来规定的。宫崎市定先生的这一观点，为九品中正制研究的深入，打开了一个缺口，也为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受此启发，川胜义雄先生通过乡里社会中乡论对于官僚的选拔、任用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乡论主义”。川胜着重考察当时的乡里社会，是如何通过乡品来支配官僚的选拔与官品的高低？他认为，到东汉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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