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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的主题发言，并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中，谷川先生非常尊重中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谷川先生的研究室里，珍藏着唐长孺先生给他写的一幅字，那时，唐先生的视力已不太好，字写得有些斜，谷川先生将这幅字镶在镜框里保存。1998年我到京都拜访谷川先生，谷川先生将这幅字拿给我看，我们合影时，谷川先生仍抱着这幅字不放，并认真地对我说：“我们都是唐先生的学生。”谷川先生这种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赢得了中国学者的尊重，他的共同体理论也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黎虎先生在论及汉末北朝的豪族坞堡建筑时，就引用了“共同体”这一概念。[10]除中国大陆外，谷川先生还应邀到中国香港、台湾及韩国进行学术交流。因此，谷川先生称80年代至90年代是自己的“国际化时代”，他的学说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谷川先生在京都大学任职期满后，又到龙谷大学任教授。1994年3月，5年任期结束。1993年11月4日，由日本龙谷学会、唐代史研究会、中国中世史研究会、中国史学会共同在龙谷大学文学部举办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问题”的专题研讨会，以纪念谷川先生40余年来对史学研究的杰出贡献。来自日本各地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纪念盛会。为了纪念自己龙谷大学专任教员生活的结束，谷川先生在《龙谷大学论集》(443)上发表了论文《府兵制国家论》，与此前在《东洋史苑》90、91合并号上登载的《西魏二十四军和豪族社会》一起，两篇论文集中展现了谷川先生关于府兵制度的研究成果。回顾以往的研究生涯，谷川先生感慨万千，当初他写大学毕业论文，就是以府兵制为题，而要结束教授生涯之际，又是同样的研究课题。几十年过去了，研究的目的未变，即不单是把府兵制作为一种制度来研究，而是要研究其历史性，隋唐帝国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才是他最想知道的。 “因为我生活在人类社会里，所以我要研究的历史，必须是活生生的人的历史。”[1]以人为本，研究活生生的人，研究活生生的人的历史，这正是谷川先生研究生涯中始终奉行的准则。另外，对权威、前辈的研究成果，如中世即六朝隋唐说，不盲目信奉，而是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验证。正是由于坚持以上两条治学原则，谷川先生才能最先提出豪族共同体的理论，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正是由于这一理论是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所以他才不怕任何尖锐的批评，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参考文献】
[1] 谷川道雄：研究生活四十余年[J] 东洋史苑，1994。（42、43合并号）。
[2] 谷川道雄：唐代の职田制とその克服[J] 东洋史研究，1953，(12-5)。
[3] 谷川道雄：“安史の乱”の性格について[A]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8[C]。1954。
[4] 谷川道雄：庞勋の乱について[A]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1[C]。1955。
[5] 谷川道雄：武后朝末年ょり玄宗朝初年に至る政争について[J] 东洋史研究，1956，(12-5)。
[6] 谷川道雄：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的社会和国家[J] 中国史研究，1986，（3）。
[7] 多田狷介：关于“后汉或后魏以降中国中世”说[J] 历史学研究，1975，（422）。
[8] 小尾孟夫：南朝的地方统治与豪放——关于地方长官的本籍地任用问题[J] 东方学，1971，（42）。
[9] 窪添庆文：关于魏晋南北朝地方官的本籍地任用[J] 史学杂志，1974，（82卷1-2期）。
[10] 黎虎：汉魏晋南朝中原大宅、坞堡与客家民居[J] 文史哲，2002，（3）上一页 [1] [2]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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