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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宋辽金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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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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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治史者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
我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2年毕业，号称是五年制本科生，真正的学习时间其实只有两年。我曾在为《北大人》所写的自传中说：“在世界近代史上，北京大学对本国历史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非其他名牌大学所可比拟。多灾多难的校史，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多灾多难的国史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校史中最可痛心的损失，自然是很多代学子在不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学业的损失。”
大学生活的第一学期，还可说有正常的学习环境。张政烺先生讲授先秦史，我受了他的启示，开始阅读《史记》。按当时的中学教育水平，刚进大学校门的学子，阅读中国古代史料，是有极大的困难。我是从王伯祥的《史记选》着手，才慢慢度过了古文关，转而能够阅读没有标点的《史记》。1957年寒冬，一位专门为加强政治领导的新官上任，从处分右派开始，接连三年，在几乎没有间断的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的冲击下，我们的学业近于荒废状态。在陈伯达“厚今薄古”的口号下，阅读古籍更成了违禁行为。记得在大跃进的1958年夏，我们整理行装，准备下乡，不料我突然发烧，去校医院看病，医生认为我可能得猩红热，留我住院。烧退以后，医生又认为必须住院观察。我终于利用这一二十天的宝贵机遇，偷着去借书。文史楼中，往日座无虚席的大阅览室里，竟空荡荡的，没有一个学生，唯有一位管理员在打盹。我借着几本书，就赶紧塞进书包，唯恐被别人看见。回校医院后，又赶紧将几本书放在枕头下，因为如果有同学看望，发现有此类违禁品，无疑会成为一条颇大的“白专”罪名。
直到1961年春，极可悲痛的大饥荒，反而成全了我最后一年半的学业。当时的北大学生在忍饥挨饿的境遇下，许多人还得了浮肿等病，却仍刻苦攻读。天色未明，大批学生就早早起床，阅览室还未开门，门外就已经排成长龙。此情此景，虽然事隔近四十年，却还是历历在目，不免使年近花甲的我，感奋落泪。国应有国魂，学须有学魄，学习积极性的备受摧残，却更激发了学子们渴求知识，发愤用功，这难道不是北大学魄的最好写照？
在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分专业竟成了难过的一关。一些同学迫于政治压力，不敢报名中国古代史专业。我和另外一些同学虽然硬着头皮报了名，却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记得本班学生第一次分专业聚会，彼此才发现，原来竟都是一批程度不同地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的人，不免有一种芒刺在背之感，大家情绪低落，面色难堪，一言不发。我们当时的那种心理感受，也许是后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在经济严重困难时期，老师们才敢于对学生提出基本训练的要求。人们对历史研究的基本训练可以有各种说法，而最重要的一条当然是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我利用了最后一年半的机遇，终于通读了《资治通鉴》和《汉书》、《后汉书》。
我上学的时代可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全盛期，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每个断代史都有名家，尽管他们还不一定有教授的头衔。老师们授课的内容，随着时移事迁，在自己的记忆中自然逐渐淡化，但是，他们一些金针度人式的治史要诀，却是记忆犹新，受用终生。例如邓广铭先生提出，年代、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为治史的四把钥匙，我是从一张批判揭发的大字报中学到的。齐思和先生说：“研究历史，不在于能记得多少史料，而在于能查到多少史料。”这是在讲堂上学到的。商鸿逵先生说：“会读史学作品的看注，不会读的看正文。”这是听同学转述的。我后来养成一种习惯，读论文先看注释，后读正文。审稿时，凡是见到注释中大批使用诸如《宋史纪事本末》之类隔代史籍者，可推知作者必定[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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