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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宋辽金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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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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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宋史研究的外行，可以不看正文，径予退稿。
在大学生活的最后阶段，我有幸在邓广铭先生的指导下，写学年和毕业论文。记得后来老师曾对我说：“其实我对你的指点并不多。”这句话说了一方面的事实，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指点虽然不多，却具有关键性。记得我几次学业上陷入困境，老师只用几句指导性的言语，就足以收到拨云见日之效。一个人治学入门最困难的阶段，也许是从爬行改为直立行走。没有邓先生的扶掖，自己就很难结束爬行阶段，这是应当终生铭感老师的。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聂崇岐先生，他正好是在所谓“调整”时期，才得以来北大讲授中国古代官制。我们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同学有幸成为他最后的一批学生。他授课从来不带任何书籍或片纸，提起粉笔，就随手写下一段段古文。对于他的博闻强记，我们这批学生真是敬若神明，惊叹不已。然而他正是在我们毕业前猝然逝世，至今依然使我感到伤痛和惋惜。
人们通常认为，大学时代是人生最幸福的阶段，桃李芬芳，弦歌一堂，充满了诗情画意。可是我们很多人回味大学生活，却是苦、酸、辣俱全，而少有甜意。但是，大学生活毕竟是自己治史的起点。我还是对母校有很深的怀恋之情，也愿借此机会，对在艰难环境中执教的老师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1962年的毕业分配十分困难，很多同学被分到中学，我却是幸运地分到了被视为学术殿堂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些同窗友好都私下勉励我。我极端珍视这个工作岗位，认为自己如不发愤用功，不但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那些分在中学的同窗。进历史所之初，熊德基副所长把我召到办公室，提出叫我搞唐史，我说，自己在北大是跟邓先生学宋史，熊德基先生就很爽快地依允了。自己当时不过是个刚踏进治史门槛的人，其实并不懂得各断代史研究的异同和深浅，只是凭个人兴趣选择。随着治史的深入，我终于领悟到，这不失为是较正确的选择，其理由留待后面再说。
从1962年冬到翌年，历史所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我受当时流行观念的影响，选择经济史为研究课题，通读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历史所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动用宝贵的外汇，购置大量日本书籍和杂志。五、六十年代正是日本宋史研究的兴旺期，日本学者的成果使自己开了眼界，原来除中国大陆的几个热门课题之外，竟还有那么多的研究领域。我还翻阅了民国时的《食货》杂志，并且惊奇地发现，原来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经济史研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上承《食货》的余绪，而并非是没有前人的独创。
依个人的体会，学会做资料卡片，似可说是结束爬行状态，走向独立研究的一个标志。进历史所之初，年长十岁的张泽咸先生成了自己第一个良师益友。他看了我的卡片，提出两条技术性的意见，一是对重要部分用红笔圈划，二是尽可能标明史料的时间和地点。此后的实践证明，这两条意见使我受益非浅。
大致从1964年到1972年，劳动锻炼、四清、文化革命、五七干校劳动等，使我丧失了九年的研究时间。时值自己二十五岁到三十三岁，正是最浪费不得的宝贵光阴。当时我哀叹治史没有出路，感到自己的命运只能听凭摆布，甚至产生浓重的悲观厌世思想。九年间并非完全没有时间读书，例如从1967年到1968年，我成了当时所谓的逍遥派，可以自由支配所有的时间。我曾几次拿起了《三朝北盟会编》，却根本读不进去，只是成天看各种杂书，用以消遣愁闷。
文化革命当然是中国史上亘古未有的奇灾惨祸，但它既然将很多事物都推到了极端，就难以逃脱物极必反的辩证法规律。禁锢思想的初衷却造就了思想解放。在林彪事件前后，我们从五七干校迁到明港军营，闲着无事，可读的书主要是马列主义原作。这次重读马列主义著作，给自己带来一种豁然开朗之感，使我在苦闷之中得以辨别真伪马列主义，助成了个人的思想解放，扭转了悲观厌世思想。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也对今后的治史有相当的裨益。周恩来下令将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所的人员调回北京。大致从1973年开始，我才下定决心，不理会当时的政治风云，而重操归业。但最初几年的工作条件是异常艰难的，按学部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命令，历史所丰富的藏书，除通史组少数人员外，余人不得借阅。我求助于何龄修先生，才借着几本《宋会要》。此后办到一张王府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借书证，简直就成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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