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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宋辽金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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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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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如天之赐。我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几乎成天呆在这家图书馆里，借阅各种宋代史籍，同时也开始了若干论文和《岳飞新传》的写作。
“文革”后期，在寥寥可数的报刊上，充斥着批儒批邓的史文，要发表一篇略带研究色彩的文章，却是 难上加难。1975年，我藉泉州发现宋船的机会，得以在《文物》上发表了处女作，《谈宋代的造船业》，时年已三十六岁。对一个在正常工作条件的治史者而言，在这个年龄段发表作品，未免太迟。然而当我捧着刚出版的《文物》，激动的心情却是难以言喻的，多年以来，发表论文的强烈宿愿终于开始成为现实，自己治史的心血终究没有白费。
在恶劣的政治气氛中，我与历史所一些前辈学者的关系不能不是相当淡薄的，见到他们，往往是礼貌性地喊一声“某先生”，不便于交谈。一天，我在路上遇见了王毓铨先生，也是照例喊了声“王先生”，就准备擦肩而过。不料他却主动截住我，谈论我在《文物》上的文章，说了不少褒扬和勉励的话。我尚有自知之明，一篇五千字的文章，说不上有多少深入研究，其实并不值得前辈学者如此奖谕。但至今回想王先生的规勉，仍使自己感动不已。这是我初次体会到前辈学者的苦心，在中华学术被判定为封建黑货，备遭摧残，连自己尚难免于人身侮辱之余，他们念念不忘的，却还是弘扬学术，珍视后辈的点滴长进。此后，历史所的一些前辈学者，其中包括在大学授课的张政烺先生，与我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我得到了他们不少指点和帮助，坦率地说，他们对我是另眼相看的。
我最初只研究宋史，后又兼治辽金史。自1975以来，我发表若干专著，百余篇论文，连同译文，整理古籍，《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和《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辞条等，约计四百万字以上，如果加上已经完稿，尚未发表的作品，约有五百万字。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分述于下：
一、岳飞研究：我对岳飞的研究开始于文革后期，是在痛愤的感情下，有志于歌颂正义，声讨罪恶。在邓广铭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我做了若干新证。例如依据李纲的《梁溪全集》、赵鼎的《忠正德文集》等，重新论证了岳飞在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并对第一次和第四次北伐也作新的论析。其他如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岳飞的部将和幕僚，岳飞及其部将的武官升迁资序，岳飞与淮西兵变的关系等，对于宋高宗是杀害岳飞的元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了《岳飞新传》和《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后一书作为岳飞史料的汇编和考证，长达九十余万字，在没有复印的条件下，全凭手抄，往返穿梭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反复校对，前后花费了四年多的时间。特别是最后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反复审读校样，是自己治史生涯中最累最苦的阶段，虽然尚属年富力强，却每感体力不支，而又必须勉力支撑。我后来对人说，自己再无精力做类似的第二件大工程了。此书无论在古籍的标点和校勘，史料的搜集和考证方面，有相当的质量，我自认为是本人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中华书局行将出版的增订本，又作了一些增补和校改。但此书的考证，只是一家之言，人们尽可依据相关史料，提出异论。此外，我还计划出版《岳飞和宋高宗、秦桧》一书，偏重于对岳飞事迹作全面的考证和论述。希望这三部著作能在体裁上长短互补，配套成龙，形成体系。
二、辽宋金军制研究：我曾读恩格斯为百科全书所写的西方军制释文，反问自己，虽是研究宋史，而对宋军的编制、装备等却懵然无知。后来通过岳飞研究，才掌握了宋朝军制的粗浅轮廓。当中华书局向我约稿时，我就提出了宋朝兵制的题目。中国断代史军制，在我之前如谷霁光先生著有《府兵制度考释》，曾得到好评。但我受了恩格斯著作的启发，决定另辟蹊径，按现代军制学的规范，重新研究宋朝军制。我向中华书局承报题目时，仅抄有一百多张卡片，完全不足以供撰写专著之用。我设计了撰写方案，先拟提纲，然后一面读书抄卡片，一面写作，每张四百字的稿纸只写二百字，留出一半空间，以作修改和增补之用。有时单纯读书，会漏略一些问题及其相关史料。通过写作，可发现一些原先未曾想到的问题，以便在读书时留意相关史料。最后抄了一盒卡片，专著也较快定稿。《宋朝兵制初探》出版后，前辈李埏先生来信，说“初探”两字落俗套，可以删去。我回信说，“初探”两字虽落俗套，却不敢删去。尽管此书一时得到国内外的普遍好评，给人以新鲜感，但我在此书的简单“说明”中，已谈了对此书质量的基本估计。在闭门造车，未能向军制学界请教的情况下，此书在体系、内容和个别史实上，有一些缺陷和失误，虽然可说是在断代军制史研究中，大体完成了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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