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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宋辽金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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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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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从很多宋代史籍中搜剔前朝的史料，但我却没有资格夸口说，自己已遍览了天水一朝的遗著。我的目光，最初只是投向传世的宋代的旧籍。后来通过台湾学者梁庚尧先生的论著，才懂得在明清方志中翻查宋代史料的重要性。然而还往往限于东南地区，自认为北方经历金元时的祸难，晚宋的四川也蒙受兵燹，其明清方志似不可能有什么宋代史料。最近偶翻民国《滑县志》，发现其金石部分，竟有北宋滑州城的行会记录。由此可见，人们搜索宋代史料的眼光应当尽量放宽，但是，对后世笔记小说中一些有关宋史的不根之言也宜慎用。史料贵于原始性，一些道听途说，辗转传抄者往往失真，这是前辈学者早已指出的。
史料的使用，首先是不能相信自己抄录的卡片，应当反复核对原书。我的习惯是定稿时逐条核对，看校样时还是逐条核对，事实证明，这种办法也只是降低错误率，而不能完全消灭错误。宋朝史料散漫，远不如唐朝史料集中，核对工作确是费时费力，却更是非做不可。看校样是最累最苦的工作，稍一不慎，错讹就会在目睫之下逃脱。随着自己的年龄增大，校读能力却是在不断降低，但是，任何一个严肃的治史者，理应把好这发表成果的最后一关。
在某种意义上说，贯通天水一朝之史，其难度更大于贯通秦汉隋唐数代之史。阅读宋朝的大部分史料，在某些领域和课题提供有价值的成果，这可能是宋史研究的极限。屈指算来，我研究宋史也接近三十年了，但应当老实承认，自己对宋史的大部分课题仍处于无知或知之甚少的状态。更不论随着科学的昌明，人们还会不断提出和开拓新的领域和课题。尽管如此，治史似不宜长久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容易拘束自己的视野。如能适时转移阵地，甚至从事几个关系较远的课题研究，反而会触类旁通。即使在若干年后，再杀回马枪，重新进行旧课题的研究，也可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我原先对辽史是外行，金史是半内行。因工作需要，才兼治辽金史。如将辽宋金史作为一个断代史的整体，其史料分布很不均衡，辽金的史料过少。《辽史》是二十四史中最单薄、质量最差的一部，《金史》虽有《四库全书》的馆臣们吹捧，其质量实际上决不在《宋史》之上。不少辽金史研究者的缺陷是不愿兼治宋史。研究宋史的不少课题无需求助于辽金史方面的知识，而研究辽金史，却必需求助于唐、五代、元，特别是宋史方面的知识，方可在更高的层次上，错综铨次。遍读辽金史料，大约只需花费一年左右时间，不读宋朝史料，不研究宋史，无异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这里不妨再以拙作《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为例，如果单靠辽朝史料，是无法开发这个课题的。我利用了《宋会要》等提供的关键史料，又以唐、五代、宋的官制为参照系，方能对这个课题作了初步的爬梳。
为克服断代史研究的局限，一些相近的断代史以兼治为上，分治为下。兼治辽宋金史还不是兼治的极限。有条件的学者，是完全可能兼治五代、辽、宋、西夏、金和元史。但明清两代史料过多，原则上宜分治，而不宜兼治。
前面已经提到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史四把钥匙。依我的体会，在辽宋金史的研究中，除年代以外，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的难度都是很大的。在我治史的某一阶段，畏惧官制的繁难，企图躲避，其实却是欲避不能，我的相当部分的学术错误，就是与官制知识欠缺有关。清修《四库全书》随意篡改文字，而相当比例的宋代史料却又只能以《四库全书》作为原始版本，使用时尤宜谨慎。如《北海集》卷7《赐川陕宣抚使司张浚诏》有“金人博勒卓别添生兵”，“博勒卓”似为人名，然而参对《宋会要》兵九之十一，当作“金贼不住别添生兵”。居然将副词词“不住”（不断），误改为人名。如此荒谬的篡改，不胜枚举。此外，避讳知识也是必须具备的，如杨延朗改名杨延昭，周惇颐死后百余年改名周敦颐，都是宋讳的实例。
目前蒸冷饭式的史学作品，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是很不正常的情况。此类作品，有一篇或一部不多，无一篇或一部不少，既浪费作者的精力和时间，更浪费读者的精力和时间。任何一个有志气的治史者，似不宜为此。
最后，我愿再重复一遍，我们这一代治史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学问上与前辈优秀史家确实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差距。但我向来热切地期望，在我们一代之后，应出现一代胜于一代的局面。近五十年间，中国大陆的史学界事实上并未有真正的大师，但我也热切地期望，在下一世纪，能出现名符其实的史学大师。我们应当为此目标，作不懈的努力上一页 [1] [2]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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