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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宋辽金史研究

时间:2009-7-24 13:54:26  来源:不详
》、《洛、蜀、朔党争辨》、《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之确立及及影响》等。我与陈智超、吴泰合作,校点了宋朝重要史料《名公书判清明集》。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与我合撰了《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以下谈一些个人治史的点滴体会。历史研究本质上具有实证性,天马行空式的诗人气质,在此并无用武之地,研究中不可无推理,但推理还须以实证为基础。在科学十分发达的今天,如果说医学尚难以成为精密科学,则历史学更是远远瞠乎其后。史学不可无理论,但按人类目前的发展水平,史学理论不宜过多过滥,史学理论愈是“丰富”,从另一角度看,就愈不易经受世界各民族发展史的检验。有一种抽样作证的研究方法,即预先设想了结论性的框架,再随意摭拾一些史料,作填充式的注释和说明。但是此种先验性的结构一般是经受不了推敲和反证。研究历史,不能回避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史料,这应当是一条戒律。前辈胡适先生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确是治史箴言。
  断代史的研究,当然更应着重于微观上的精微细致。任何较为高明的治史者,当然都不愿意将自己的论著局限于就事论事,力图从自己的微观研究中以小见大,引伸出若干历史哲理,探寻出某种历史规律。但此种努力似须适可而止,在不少场合,就事论事也许还比勉强立论更为恰当,更为高明。由于史料的欠缺,精微细致也须有一个限度,历史研究尤其需要仿效模糊数学的思维,刻意求精,也可能走向反面。以上两种情况,可说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而贵乎掌握分寸。
  伟大的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提出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概念,用今天的话,掌握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史料,以及文字表达能力,可说是治史成才的三要素。换言之,除了写作能力外,既要有现代科学头脑,也要有很扎实的基本训练。基本训练尤其不能回避和超越,我们这一代人最吃亏之处,就在于基本训练不足,因而在学识的总体水平上,与前辈优秀史学家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差距。
史学作品的语言,应与文学作品有所差别,似宜提倡半文半白。中国古典诗文具有简炼、生动、准确等优点,正适合撰写科学作品之需。就我个人而言,从范文澜和翦伯赞先生的某些史学作品,特别是从鲁迅先生的杂文中学习语言,受益非浅。据说翦先生爱读古代骈文,骈文往往不为文学史家们所称道,然而其对仗工整的词句,也反映了汉语的优点,到翦先生手中,就化腐朽为神奇。
  任何时代,其传世文字和实物资料总是残缺不全的,难以反映当时生活的一切方面。但脱离史料,历史研究又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史学的实证性,无非就是史料的实证。其要求一是丰富,二是准确,而准确当然离不开考证。中国古代的史料浩如烟海,却是呈金字塔形,分布很不平均,绝大部份史料集中于宋、明、清三朝。其中宋朝的史料超过前代的总和,清朝的史料更超过先秦至明朝的总和。因此,在各个断代史的研究中,对史料的处理只能是量体裁衣。
  在史料少的断代,无疑必须强调精读史料,完全应当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我的老师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是公认的佳作,依我的体会,其成功的诀窍之一正在于精读,因而能在人人都能阅读的史料中,探赜索隐,发前人之所未发,对门阀政治提出精辟的新论。但是,他那种读史和写作方法,似不能完全照搬于宋史研究。宋史的基本史料大致有《宋史》、《辽史》、《金史》、《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八部,其卷帙之巨,已很难做到精读。
  依我的经验,处理宋代史料似宜通读和浏览相结合,一般说来,是通读基本史料,而对其他史料则不妨采用一目十行式的浏览。即使是基本史料中的某些部分,如《宋史》的天文、律历等志,《宋会要》的礼、乐等类,也或可浏览,或可暂时不读。通读和浏览自然需要灵活掌握,例如要研究民族英雄李纲、宗泽、文天祥等,当然就必须通读他们的文集。此外,也不必刻板地定下先通读,后浏览的顺序,对基本史料的通读,可按自己的研究范围,或先或后,有所侧重,与浏览相结合,逐步进行。通读基本史料无疑是研究宋史最重要的基本训练。如果对上述八部基本史料不愿下通读的功夫,则势必极大地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宋朝史料比上有余,比下不足。即使与史料已经相当丰富的唐史研究相比,宋史研究也有更大的游刃余地,可以作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在原先起点较低,未开发或未深入研究的课题颇多的情况下,花费同等的劳动量,有可能收获较多的成果。清史研究的史料汗漫无际,发现和使用新史料,提出新证是比较容易的,但也容易被更新的研究所取代。相形之下,宋史研究只要确是认真下功夫的成果,一般是易于经受时间的检验。
  一些优秀的前辈学者,自《尚书》、《诗经》至《唐书》、《通鉴》,堪称烂熟于胸,他们的治史,往往始于先秦,迄唐而止。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如张泽咸先生可以通读秦汉至隋唐的史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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