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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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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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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沟文化出土陶尊上一般刻画动物图形两个，或两个鹿龙或一鹿龙一鸟龙，而且一个身躯较大，一个较小。这些鹿龙、鸟龙多是鹿或鸟的头部、龙的身子、鱼的尾巴合成或鸟翅作蚌壳状，陆思贤先生发现有鹿鹿相配、鹿鱼相配、鱼鱼相配、鹿鸟相配、鱼蚌相配等形成，认为“其总的取义于牝牡相配，而又广泛地表示天象物候中的不同物类相配”（陆思贤著《神话考古》291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或许这还不能证明这种图象与“阴阳”有关，但那些鹿龙、鸟龙之龙身均一剖为二，一半阳纹，一半地纹，有的一剖为二后又各自分段分节以阴纹阳纹相间，其阴阳二分、合二而一的意图十分明确。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尊，上绘鹿龙、猪龙、鸟龙，鹿龙、鸟龙之龙身、尾羽皆以阴阳纹相分，牛角獠牙猪首龙之龙身一剖为二，各自再分段分节以阴阳纹相间，这件器物的年代在前5000——前4700年间（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10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查海遗址出土的堆塑石龙位于查海聚落的中心，其长19、7米，全部用质料一样、大小一样、颜色一样的石块摆塑，龙身作蟠卷状，也是一剖为二即用两列并排的石块堆塑（图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368页），其年代在8000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出土骨笛皆成双成对，而且据测音研究，它们的确是一雌一雄，合于中国笛类乐器的传统（吴钊《贾湖龟铃骨笛与中国音乐文明之源》，《文物》1991年第3期）。贾湖骨笛距今约8000年。贾湖人有能力制作雌雄骨笛，阴阳观念的存在年代必然远远早于贾湖的年代，其在一万多年前已形成和存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和分析，目前可以确定新石器时代表达八卦的方式至少有四种（它们也都传承至历史时期）：其一，数字卦。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崧泽文化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八个六爻数字卦，其年代约在5500年前（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第4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文化陶壶上有一个三爻数字卦，其年代在4000多年前（蔡运章《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符号中有两个并列在一起的六爻数字卦，两个数字卦的下端还夹了两个重叠的数字“六六”（这意味着当时的画卦顺序可能与现在一样，也是自下而上），可能是在起卦过程中废弃的卦爻（图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154页单独纹样第470号，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其二，用八角星纹表示八卦。八角星纹多见于大汶口文化和大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前者多绘画于彩陶器的外腹壁，后者多戳印在陶盘底部。此外，八角星纹也见于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新石器文化、小河沿文化、马家窑文化等。这种八角星纹是由立杆测影所得阴阳交午图形“ ”、“ ”垂直交叉而成（当然作了一定的变形、调整），其证据见于良渚文化出土的一件黑陶鱼篓形罐上刻划的八角星纹（参见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图二，《考古》1990年第10期）以及山东栖霞县大丁家村战国墓出土陶豆（M1：4）上的八角星纹（图见《考古》1995年第11期981页），其含义即“阴阳八卦”，指向四方八位表示一年四时八节。这种八角星纹从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史前时代经商周（主要见于青铜器纹饰）、秦汉（主要见于铜镜，考古界称为八连孤纹）至当今彝族服饰、墓标，基本上末曾中断，其画法大同小异，而在彝族文化中，它正是与历法有关，表示四时八节或八方之年。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白陶盘上的八角星纹其外围多有一周S纹，二者配合表示太极八卦。S纹广泛见于史前各考古学文化如大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河村文化，年代最早者目前发现见于大地湾文化白家村遗址所出陶器上（谢端琚、叶万松《简论我国中西部地区彩陶》，《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在历史时期历夏商周、秦汉直到当代一些少数民族装饰纹样，它们也一直未曾中断，其含义皆为表达太极、太极图之内涵（释读参见掘著《破泽老子太极图》）。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的源头之一皂市下层文化岳阳坟山堡遗址已发现八角形镂孔垫座，应是八角星纹的早期形态（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纪要》，《考古》1996年第2期），其年代距今8000——7000年。其三，阴阳爻画卦。见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大河村类型以及马家窑文化，大多将装潢、古天文历法与古易学的知识、数理融会为一体，如：青海柳湾墓地出土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盆（Ⅱ3式46：15）上腹纹饰，波折纹上面的弦纹构成初、二两阳爻，再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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