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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30-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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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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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遗存。且淅川下王岗早一期的M91、M69、M57，钟祥边畈遗址的M6、M14，京山油子岭、黄陂程家墩下层和河李湾下层中，都可看到半坡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对长江中游渗透的影子，其红顶碗、锥足鼎、夹砂弦纹罐等的发现就是明证”（孟华平《论大溪文化》，《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半坡类型在湖北境内的传播、影响与湖北境内有关炎帝神农的遗迹、传说惊人地吻合。在湖北境内来考察考古学文化与炎帝、神农的拟合问题，事情就得到简化，变得比较明朗：本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诸类型或者更早的皂市下层、彭头山、城背溪等文化肯定不是炎帝文化，因为它们都没有到达关中渭水流域，无法解释渭水流域有关炎帝的传说和遗迹；相反，炎帝文化对应于半坡类型则恰到好处地吻合和解释了渭水流域和“随枣走廊”以及整个湖北境内有关炎帝、神农的遗迹和传说（边畈类型遗存与豫北冀南后岗一期文化相关，吻合蚩尤族裔的南迁）。学术界曾经争论炎帝的发祥地到底是宝鸡还是随州，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简单、一目了然：半坡类型的起源地即是炎帝的发祥地。龙山时代陕、鄂两地的考古学文化并无半坡类型那种传播关系；古代文献记载尧舜时“窜三苗于三危”（《淮南子·修务篇》、《尚书·舜典》），但与炎帝、神农传说无关。
关于神农的出生之地，古代文献中有说生于随州，有说生于常羊。先看常羊：《春秋纬元命苞》说“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人面龙颜，好耕，是谓神农，始为天子”。常羊在什么地方呢？王大有先生说华阳常阳（羊）山在今陕西南部（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上册139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羊之山，日月所入。”日月所入，地当在西部。《海外西经》又说：“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袁轲说：“刑天，炎帝之臣；刑天之神话，乃黄帝与炎帝斗争神话之一部分，状其斗志靡懈，死尤未已也……《大荒西经》所谓‘有偏句、常羊之山’者，此常羊与刑天断首之常羊，炎帝降生之常羊，俱在西方，自是同一常羊无疑。是刑天传说与炎帝传说之关系，岂不仍有蛛丝马迹可寻乎？则刑天者，亦犹蚩尤夸父，奋起而为炎帝复仇，以与黄帝抗争者也。常羊山北，经历数地即是轩辕国，轩辕，黄帝之号，则葬首常羊之刑天所与‘争神’之‘帝’，岂非黄帝而何？盖轩辕常羊一带，均属黄炎斗争神话传说之范围”（袁轲《山海经校注》215—2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袁轲先生之论，与“炎黄大战”渭水流域说极为吻合，是“炎黄大战”之又一文献证据。
先秦文献《庄子·盗跖》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麇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有无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周易·系辞下》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绎史》卷四引《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鉏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这些资料表明，在春秋战国时人们的思想里，神农代表着农耕开始形成的时期。湖北随州一带的神农传说多说神农生于随州，我们不知道湖北境内有关神农的传说、遗迹得名的早晚，但推测：如果厉山、谷城、神农架、神农顶得名早于上述先秦文献，则神农之名源于湖北，神农可能本来就是指与下王岗仰韶文化有关的那一支炎帝族人，秦汉时古人将神农与炎帝合并不仅极为合理，而且也当有充分的依据，而上述文献只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使用“神农”一语，与有着具体族属的炎帝是没有关系的；如厉山、谷城、牛首、神农架、神农顶的得名晚于上述文献，则湖北境内自下王岗仰韶文化以来可能一直就有关于炎帝族、炎帝文化和事迹的传说，上述文献之“神农”仍然只具有一种标志时代的意义，而古人将炎帝与神农合并当是出于时代相近的原因，即《史记·五帝本纪》所说神农时代略早于炎帝，这种合并完成之后，与炎帝有关的遗迹、事迹便很容易冠以“神农”之名。
总之，从下王岗仰韶文化的存在、传播以及湖北境内与炎帝、神农有关的神话传说和遗迹来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为炎帝族文化、渭水流域为炎帝发祥之地又得一考古学证据，而陕西与湖北两地有关炎帝、神农传说和遗迹之迷雾渐得清晰，炎帝与神农的合并问题也可能找到一些原因或线索。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33项证据（或理由）
1972至1987年，郑州市博物馆对郑州市东北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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