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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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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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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淑弟子，而他们的研究，几乎都是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诚然，陈寅恪的功力和成就更多地是在唐史研究方面，但他的唐史体系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上承魏晋南北朝史。正是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发现了重大的线索，才使他的唐史结构得以形成。他分析唐史中的文化影响、制度渊源、地域关系和家族关系、学术思想的政治背景等方面的问题，跟他分析魏晋南北朝史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现在在这里召开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时，不能忘记这位硕果累累的先行者，
陈寅恪按照他自己的家世背景、学术素养从事研究，达到了一个真正的高峰，解放后，陈寅恪继续按照他自己的独特途径从事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著。不过陈寅恪毕竟有他自己的局限性。而陈寅恪受到局限的方面，解放后的史学界正在予以修正和补充，陈寅恪作过划时代的贡献，解放后的史学界也已经并将要继续取得划时代的成果，不过这两个时代的含义不同罢了。
陈寅恪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成果，大体在种族来源、人物家世血统之种族背景、上层人物在文化血统的汉化或胡化等力而。解放后的研究，则除此以外还将种族问题上升为民族共同体问题。并进而研究各民族在此期间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历程，各民族的相互关系，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等等。
陈寅恪关于大族的文化特征和政治作用的研究成果，大体在家族背景、学术习染、婚宦状况等方面。解放后的研究，则除此以外还将大族看作—个特定的具有相应经济基础的社会阶层。并且把它放在社会各阶级的相互运动这一总的体系中来探讨。
陈寅恪关于制度渊源的研究成果，大体在典章制度的演化以及各种制度的关连。解放后的研究，则除此以外，还探索制度的基础和本质。
陈寅恪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解放后的研究，则以社会经济为重大课题，如均田制度、依附关系、部门经济、地方经济状况等等。
陈寅恪的局限性是不可免的。但是毕竟由于他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解放后才吸引了那样多的史学工作者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今天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欣欣向荣，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处于冷落状态了。
但是千余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就其积累总量来说毕竟有限。解放后由于各种干扰，特别是由于文革的破坏，魏晋南北朝史家浪费了不少精力，丧失了不少时间。今天看来，譬如垦荒，房前屋后，道畔水边，凡是方便易垦之处都已有人尽力勤耕，并不断获得成果，但有待开发的空白之处还是不少。在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等方面，提出来的新课题并不很多。研究工作往往是围绕着一些老问题进行，而一时似乎又难于取得重大突破。这里让我举一个例加以说明。
四十多年以前，陈寅恪于《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推论》文中，曾引用《陈书》所载梁末“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乘时而起的资料，认为这是江东“世局之一大变”。陈寅恪识见敏锐而又慎重，他把这一见解列入推论，当含有待证的意思。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对这一问题作出深刻而又确凿的验证。“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大量出现在梁末历史上，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突然的事。它必然反映江左腹地经济的发展业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只有这样，在政治上、军事上足以割据—方的豪霸才能出现，他们乘侯景乱后局面而坐大．浮现到了社会的的表层，成为尔后陈朝的重要统治力量。但是汉南腹地社会经济在六朝时的发展进程究竞如何，达到了怎样的水平，腹地豪霸作为—个社会阶层的政治代表如何逐步兴起，凡此等等都是南朝历史的大事，我们却还没有千方百计去发掘资料，加以说明。所以就这一点而言，陈寅恪四十多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还基本上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没有大的进展。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辉煌的文治武功尽管多出于国家统一时期，但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却住往是在分裂时期更为显著。一般说来，统一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均在首都，只有首都以及首都所仰赖的经济供应线（例如漕运线）附近，首都与重镇之间交通线附近，才有较大的发展机会，此外的广大地区，发展速度要缓慢很多。《史记》所列举的重要都会，多半是分裂的战国时期各国的首都，而到了秦汉统—时期，大发展的只有长安、洛阳，其它都会多数不再发展，有的其至超于衰落。按照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理解长江以南经济、文化取得大的进展，不是在统一的秦汉时期，而是在分裂的六朝。梁陈之际南方腹地豪霸纷纷出现，正是南方在分裂时期发展较快的一种反映。从这里看来，我觉相分裂时期的历史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可寻。何况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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