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鬲肝于中夏，光东州之幽昧，流荣勋于朝野，所谓窥管以瞻天，缘木而求鱼也。”这些信札生动地体现出南人的窘境及其因政治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愤恨之情。
对江南地区豪强的屡生事端，晋武帝心怀忧惧。据《晋书·华谭传》，晋武帝与广陵人华谭谈论“吴人趑睢，屡作妖寇”、“吴人轻锐，易动难安”的严峻形势，并问“今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华谭答曰：“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咸顺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晋武帝之重臣、广陵人刘颂对此也深表关切，《晋书》本传载其所上奏文指出：“孙氏之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湮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他建议对南人加以礼遇，“随才授任，文武并叙”，使晋武帝颇受启益，从而进一步招揽南士。太康九年（289）武帝诏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第二年陆机、陆云等江东才俊相继应召入洛。陆氏兄弟何以要入洛呢？朱东润先生在《陆机年表》中曾说：“二陆入洛之动机，在我们看来，不尽可解。故国既亡，山河犹在，华亭鹤泪，正不易得。在他们二人，尽可以从此终老，更何必兴‘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叹？”朱先生希望“二陆”做隐士，但他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在世族门阀阶级处于上升阶段时，其主导思想是重视事功的，陆氏家族尤为如此。在门阀观念中，每一代人都肩负着传承家业的使命。作为江东一流世族的代表人物，陆机兄弟很为自己祖辈、父辈的功业感到骄傲，机在吴亡后写《辨亡论》，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欲述其祖父功业”[1]。在日后所作诗文中，他们常追念、赞颂前辈的功业，如《陆机集》中有《思亲赋》、《述先赋》和《祖德赋》三篇，《陆云集》中也有《吴故丞相陆公诔》、《祖考颂》等文，这在魏晋文士中是少有的，可以说“二陆”一生中始终存在一种强烈的“父祖情结”。陆机在诗文中一再表示“生亦何惜，功名所叹”，向往着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因此，有这样一种光大祖业、克振家声的使命感，他们便不能淡于功名，做一介隐士，相反他们要积极入世，弘扬祖业。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陆氏兄弟在得到朝廷征召后，立即奔赴前途未卜的中原之地；也正是如此，他们在京洛忍辱负重，交游权门，寻求发展的机遇。“二陆”一生中的很多行为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2]。
陆机兄弟入洛之时，正当而立年，风华正茂，家世与文名的结合使他们成为江东士人的杰出代表。《晋书·陆机传》载机兄弟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曰：‘伐吴之役，利在二俊’，……荐之诸公。”张华后来位列宰辅，乃晋廷中最具远见卓识的人物，从他对陆机兄弟的赞誉可以看出他们在南人中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二陆”入洛，对其他江东士人影响很大，不少人也相继入洛，自太康末至太安年间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南人北上求仕的高潮，吴郡陆、顾、张，会稽贺、虞等大姓皆有人入北，至于纪、褚、朱、周、孙诸姓亦或早或晚应召入北。《晋书·薛兼传》便载：兼与纪瞻、闵鸿、顾荣、贺循齐名，号为“五俊”，“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这样，在洛阳形成了一个江南士人群体，他们努力开拓仕途，求取功名。
作为南士之领袖，陆机兄弟在南人求仕过程中自然负有举荐乡里的重责。惠帝元康之世，在晋室纲纪尚未大坏，朝野粗安的情况下，南人视“郎官”为“清途”，作为首选的目标。大量的记载表明，“二陆”举荐乡里可谓费尽心机，《陆云集》卷八《与兄平原书》便说：“近得洛消息，滕永通去二十日书，彦先访为骠骑司马。又云似未成，已访难解耳。敬属司马参军，此间复失之，恨不得与周旋。戴允治见访大司马。”可见“二陆”对南人求仕的得失极为关注，“恨不得与周旋”。检索“二陆”文集、《晋书》、《世说新语》刘注等资料，有不少他们举荐乡里的表疏。《晋书·纪瞻传》载瞻入洛，机亲加策问，予以引荐。《晋书·戴若思传》载机荐戴若思于赵王伦，称其“诚东南之遗宝，朝廷之贵璞也。”《晋书·陆云传》称云“爱才好士，多所贡达”。《晋书·孝友·吾彦传》则载“吴平，陆云荐之于刺史周浚。”《陆云集》卷一○载《移书太常府荐张瞻》，称同郡张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而沉沦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学，错综先典，垂缨玉阶，论道紫宫，诚帝室之瑰宝，清庙之伟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当数陆氏兄弟举荐会稽贺循和荆州人郭讷，据《晋书·贺循传》，循乃孙吴名臣贺邵之后，然入晋后历任阳羡、武康二县令，多有政绩，“无援于朝，久不进序”，陆机等上书荐之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