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开放便之门；《晋书》卷六○《牵秀传》载牵秀等人“谄事黄门孟玖，故见宠于颖。”《通鉴》卷八五明载：“牵秀素谄事玖，将军王阐、郝昌、帐下督阳平公师藩皆玖所引用”。由此，可以说孟玖在成都王幕中已形成了一股势力，控制了相当大的军政权力，这为他们为非作歹提供了条件。
对司马颖的蜕化和孟玖等人的恶行，一些正直的士人深表不满，并与之进行了斗争，其中陆氏兄弟可视为这类士人的代表。“二陆”出自江东一流儒学世族，其立身、行事、为政皆以儒家学说为准绳。《晋书·陆机传》便称机“伏膺儒术，非礼不动”[15]，其平时为人亦“清厉有风格”。陆云也被时人称为“当今之颜子”。当然，也许有人会以陆氏兄弟入洛后“好游权门”相问，这可以理解。不过，“二陆”之依附贾谧、赵王伦等，虽迫不得已，但仅属在统治阶级上层斗争中投依得势集团，并没有改变其士人的基本品节。陆云为官，恪守儒家思想，《晋书》本传称其为浚仪令，“到官肃然”，一改“县居都会之要，名为难理”的状况，深得百姓崇敬。儒家为政的核心在用人，主张君主“亲君子而远小人”，故儒学历来便强调君子与小人之辨。陆机《辨亡论》便认为用贤乃兴国之本。陆云《从事张彦明为中护军》之六便有句云：“开国承家，勿用小人”；《嘲褚常侍》有言：“官人，国之所废兴也。古之兴王，唯贤是与。”[16]其任吴王晏郎中令，一再上启，力行谏诤之事，劝吴王晏节俭、兴学、用贤、去佞。《陆云集》卷九载有《国起西园第表启》、《西园第既成有司启》、《王即位未见宾客群臣又未讲启》、《使部曲将司马给事覆校诸官财用出入启》等，都具有鲜明的儒家思想的特色，难怪清代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陆云集》曰：“今观集中诸启，其执辞谏诤，陈议鲠切，诚近于古之遗直。”特别是对吴王晏用部曲将李咸、冯南、司马吴定、给事徐泰等覆校诸官财用，深为不满，《晋书·陆云传》载其表云：“今咸、南军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贱，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称，今猥使此等任以覆校。……乱之所兴，在于小人得亲；治之所废，在于君子自替，废兴治乱，由此而已。”由此可见，陆氏兄弟为政以儒学为准则，其渊源有自，根深蒂固，并且早有实践。
在进入成都王司马颖之幕后，陆氏兄弟的品性和为政作风依然如故，这必然要与孟玖等人发生冲突与斗争。《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注引《机云别传》便说：“初，宦人孟玖，颖所嬖幸，乘宠豫权，云数云其短，颖不能纳，玖又从而毁之。”最典型的一例是陆云拒授孟玖之父官位，《晋书·陆云传》载：
颖晚节政衰，云屡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为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并阿意从之，而云固执不许，曰：“此县皆公府掾资，岂有黄门父居之邪！”玖深忿怨。
确实，此事引起了孟玖的极大愤恨，《世说新语·尤悔》注引《机别传》便说：“玖闻此怨云，与（卢）志谗构日至。”孟玖诸人与陆氏兄弟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们极力想把“二陆”排挤出权力中心。此后，陆机在军中纠捕孟超部将，孙拯甚至建议杀孟超，这都是陆氏兄弟与孟玖斗争的继续。当然，其他正直的士人也对孟玖等人的胡作非为深表不满。据《晋书·江统传》载陈留江统、蔡克等便“多所谏箴”。但相较之下，陆氏兄弟则抗佞最为严正，加上身为南人，在北方缺乏有力的政治援助，最易受到奸佞小人的攻讦。孟玖等人内外勾结，终于找到了惨害陆氏兄弟的机会，他们借陆机兵败，大肆污陷，不仅杀了陆机，而且将与此事毫不相干的陆云等人也杀了，“夷灭三族”。甚至将陆机司马孙拯拷掠致死，“夷三族”，拯之门生费慈、宰意为拯申冤，主动请死。另一位南人孙惠惧之，杀掉佞小牙门将梁俊后出逃。这样，成都王幕中的江南士人受到了致命的重创。
陆氏兄弟之死，显然是一个冤案。对此，当时人是很清楚的，《晋书·陆机传》便说：“机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议者以为陆机之冤。”确实，还有谁比广大士卒更清楚军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至于陆云，对前线军队的失利更是毫不相涉，竟受牵连若此，显然是一个精心安排的政治阴谋。这在当时几乎是人所共知的。据《太平御览》卷四二○崔鸿《三十国春秋》，孟玖逼拷孙拯污陷陆氏兄弟，然“考捶数百，两髁骨见”，拯终不屈服，狱吏“知拯义烈”，谓拯曰：“二陆之痛，谁不知枉，君何不爱身？”正因为如此，孟玖等佞小的行为引起了不少正直士人的仇视，《晋书·陆云传》载江统、蔡克等人为陆云申辩的疏文云：
……且闻重教，以机图为反逆，应加族诛，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机兄弟并蒙拔擢，俱受重任，不当背罔极之恩，而向垂亡之寇； 去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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