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江统诸人根本不相信陆氏兄弟有反逆之心，他们很清楚陆机兵败在于无法“董摄群帅，致果杀敌”，要求司马颖详查。司马颖不纳，“统等重请，颖迟回者三日”，有点犹豫。卢志则劝颖速杀陆云诸人，蔡克则“叩头流血”，一针见血地指出：“云为孟玖所怨，远近莫不闻。今果见杀，罪无彰验，将令群心疑惑，窃为明公惜之。”当时“僚属随克入者数十人，流涕固请，颖恻然有宥云色。”关键时刻，孟玖出面了，他“扶颖入，催令杀云”。由此可见，围绕诛杀陆氏兄弟一事，在司马颖幕中爆发了一场士大夫与佞小的激烈斗争，陆氏兄弟之死标志着士大夫遭受了暂时的失败，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愤概，《晋书·王澄传》便说：“颖嬖竖孟玖谮杀陆机兄弟，天下切齿。”因此，“二陆”之死，也使司马颖声望顿挫。此后，这一斗争仍然在继续，《晋书》卷四三《王戎传附王澄传》载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澄最终“发玖私奸，劝颖杀玖，颖乃诛之，士庶莫不称善。”后来东海王司马越与司马颖争权，“移檄天下，亦以机、云兄弟枉害罪状颖云。”[17]这都可见出“二陆”之死所体现出的士人与佞小之争的性质。

　　由上文所考可知，“二陆”之死是由于成都王司马颖幕中南北人士的地域歧视及士人与佞小之争交互影响的结果，非止一端。作为南人，他们素受歧视，顿居北人之上，必然成为众矢之的。作为正派的士人，他们必然要与佞小斗争，并取得了一些北方士人的同情和支持。但他们毕竟与北方世族没有婚宦诸方面的关连，势单力薄，唯一的支撑便来自司马颖的信任。因此，一旦孟玖、卢志等人污陷他们不尽忠于主，“持两端”，失去司马颖的信任后，他们的悲剧便难以避免了。作为南士之领袖，“二陆”命丧北土，这对其他南士震动很大，顾荣、张翰等相继返归江东故土，西晋之世南士入北求仕的活动也就宣告结束了。  

[1]《晋书》卷五四《陆机传》。
[2]关于陆机、陆云兄弟光大祖业、克振家声的思想，周国林先生《陆机陆云思想趣向探微》一文（刊于《华中师大学报》2000年第一期）有“克振家声的世族意识”一节，析之甚详，可以参看。
[3]陆机本人历任尚书郎、中书侍郎，陆云、顾荣、纪瞻、褚陶等亦历任郎官，故“今扬州无郎”一语不确。对此，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已有辨析，请参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页。
[4]详见唐长孺先生《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的有关考述。该文辑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
[5]详见前揭唐长孺先生《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的有关考述。
[6]江东地区为水乡，盛产菰芦等植物，汉以来北人以“壶卢”或“菰芦”等代称其地及其人物，以其地狭小，而人物鄙陋，表示轻视。如《太平御览》卷一○○○“百卉部”七引《通语》：“诸葛亮见殷礼而叹曰：‘不意东吴菰芦中，乃有奇伟如此人！’”殷礼为孙吴之使臣，诸葛亮虽称之，实际上却轻辱江东人物。西晋刘道真问“长柄壶芦”，其意思也是如此。
[7]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中华书局1985年。沈玉成先生也说：陆氏兄弟“以东南望族坠入亡国之余，入洛后又屡遭白眼，悲痛愤激，强为抑忍。贾氏结党擅权，机、云则欲自重于新朝，遂一拍即合。……同利为朋，本不足论相契之浅深。”见《〈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中的几个问题》，载《文学遗产》 1992年第五期。
[8]《晋书》卷五四《陆机传》。
[9]关于陆机参撰“禅诏”问题，陆机本人在《谢齐王表》、《谢平原内史表》、《与吴王书》等信札中一再声称“片言只字，不关其间”。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中引以为据，为其开脱。其实，陆机本人的话不可全信。赵王伦被诛后，机亦被囚，并以撰“禅诏”被指控，有该死之罪。因齐王、成都王、吴王等极力营救而免，故机本人在给诸王的信札中当然不可能承认自己的过失。其实稍为推想一下，以机之文名，赵王伦撰“禅诏”，会放过他吗？另外，史籍也有确凿的记载，《晋书·文苑·邹湛传》：“子捷，字太应，亦有文才。永康中，为散骑侍郎。及赵王伦篡逆，捷与陆机等俱作禅文。伦诛，坐下廷尉，遇赦免。”同书《傅祗传》也有相关记述。当然，机之如此，并非完全自愿，也有被逼无奈的因素。
[10]王夫之《读通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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