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何以如此呢？近人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中则极力回护，说“二陆”与谧“实无深契”，为其所逼云云。其实不然。周一良先生的分析则更合乎情理：“陆机答贾谧诗云：‘惟汉有木，曾不逾境。惟南有金，万邦作咏’，强调己虽南人而得显达。由此可见，陆氏兄弟之投贾谧，列入二十四友，盖与贾谧之敢于拔擢南人有关，故陆机与之亲善。”[7]确实，“二陆”以文事降附贾谧，目的在于“自重于新朝”，求得政治上更大的发展空间，以维系门第于不衰。两晋南朝的世家大族人物首先考虑的是门第问题，这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所决定的。至于忠节之类的道德观念，则在其次。明乎此，我们便无须对“二陆”的行为做任何曲解。正是在这一心态支配下，陆机同时又交结厌恶贾氏的司马氏宗室人物，依附赵王伦，并终“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8]其实，赵王伦性极贪鄙，庸才凡品，就个人魅力而言，远较颇有才思的贾谧差，但陆机附之，又引见南人戴渊入幕，甚至参预为伦撰夺位“禅诏”[9]。当然，陆氏兄弟奔走权门，并非心甘情愿，他们毕竟出自世族名门，与那些起自寒微附逆作恶的小人自然有别。但作为“亡国之余”，他们很难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晋升，建立勋业，光大祖业，不得已，他们只有“游走权门”。
三、陆氏兄弟之死及其原因
陆氏兄弟自太康末入洛至太安年间死于北方，前后共15年时间，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康末至元康末（289—299），二是元康末至太安二年（299—303）。前期晋室大体上尚算安定，求仕虽难，但无生命之虞。但晋惠帝元康以后，西晋政局日乱，诸王之间公然火并，战火连天。《晋书·顾荣传》载诸王为博取声名，“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这样，南人自入晋后，进入了一个政治事功相对活跃的时期。但是，在当时“顺逆无常理，成败无定势”[10]的险恶政治环境下，南人在北方缺乏社会基础，很容易受到伤害，甚至时刻都有生命的危险。《晋书·顾荣传》载荣给乡里杨彦明的信中说：“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陆机本人在赵王伦之事中险些丧生，故顾荣、戴若思等皆劝机返归江东，但其不从，《晋书》本传所述原因有二：一是机“负其才望”，“志匡世难”；二是成都王颖召其入幕，机感其救命之恩，又以为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很显然，陆机追随成都王颖，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乘乱建功立业。太安元年，司马颖任机为大将军参军，又表为平原内史，征陆云为清河内史、右司马，参机要，陆耽为东平祭酒。同时，司马颖又以南人孙惠为参军、白沙督、领奋威将军，孙拯为参军。这样，在成都王幕中形成了一个南人小群体，其核心是陆机、陆云兄弟。
从有关史实看，成都王司马颖一开始对陆氏兄弟是很看重的。这主要是他要与其他诸王争夺统治权，必须招聚名士，成都王颖在这方面化了很大的气力。成都王召士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重视门第。其幕中士人可考者来自南北大族二十三姓，“显示了强盛的门阀势力背景”[11]。吴郡陆氏家族不仅为江南之“首望”，且尤重事功，世代领兵。因此，司马颖对陆机“甚见委杖”，将领兵大权交给了陆机。太安二年，颖与长沙王乂战，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帅二十万人攻洛。自吴亡之后，陆氏家族仕途受阻，一旦得领军，陆机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兴奋异常。据《晋书》本传，机出征前，司马颖与陆机有一段对话，其心态可见：
颖谓机曰：“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机曰:“昔齐桓任管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
在这里，陆机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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