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试二城，刑政肃穆。前蒸阳令郭讷风度简旷，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循守下县，编名凡悴；讷归家巷，栖迟有年。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实州党愚智所为恨恨。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此乃众望所积，非但企及清途，苟充方选也。         

此疏所述，除“扬州无郎”一语不确外[3]，十分深刻的反映出当时南人仕进的艰难及其求取“清途”的愿望。陆机明确要求晋廷“均分显路，惠及外州”，改变歧视南人的政策，从而为南人求仕提供便利。陆氏兄弟真不愧为当时南士之领袖！            

二、“二陆”所受北人之轻辱

　　作为南士之领袖，陆氏兄弟为其乡里开拓仕途，理所应当。不过，他们自身入北后求仕之途也不顺畅。当时，京洛显贵凭依传统的意识，以华夏中心自居，又挟有战胜者的骄傲，以南人为“远人”，斥之为“亡国之余”。除了个别有头脑的政治家外，在大多数北人看来，江南乃蛮荒化外之地，其习俗、风物皆稀奇怪诞，其人士皆愚陋可笑。在这一背景下，当时入洛南士多遭北人之羞辱，而陆氏兄弟与北人交往最多，所受轻辱自然也最多。当然，江东陆氏作为孙吴时期的一流高门，其代表人物一直出将入相，绝非一般人物可比。所以，尽管时过境迁，作为陆氏家族的传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始终存有一份孤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语音上北人嘲笑陆氏兄弟“音楚”。中国地域广大，且古代交通落后、文化信息交流不畅，各地皆有方言，此乃常识，不足为怪。但自三代以降，随着中原地区优势地位的确立，中土文化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而这一文化的语言载体便成为所谓的“雅言”。因此，无论天南海北，士人学习典籍与交流思想必须用雅言。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九“方音”条便说：“五方之语虽各有不同，然使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不过，这一所谓的“雅言”、正音，往往是以某一王朝的京都地区的贵族语音为准的。正如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排调篇》“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条”案语中所指出的那样：“盖四方之音不同，各操土风，互相非笑，惟以帝王都邑所在，聚四方之人，而通其语言，去泰去甚，便为正音，……东汉、魏、晋并都洛阳，风俗语言为天下之准则。”
　　但自汉末以来，南北悬隔，吴人习诵京洛之语不便，交往中不自觉的会带有吴地方音，入洛后便遭北人讥笑。陆云《与兄平原书》中便谈到这一情况：“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为思昔所识文，乃视兄作诔，又令结使说音耳。”这是说张华指出陆机之文用韵有楚音，希望他改正。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说：“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张华是爱护陆氏兄弟的，所以善意的劝导他们改正。至于其他北人则只会嘲笑了。为免遭轻辱，陆氏兄弟开始学习北语。唐长孺先生根据上引陆云的信指出，“结使说音”，当为“给使说音”，“给使”即伺候官员的使役，作文要使役说音因使役为洛阳人，表明“二陆”入洛后“已有学洛阳音之事”[4]。“二陆”如此，其他南士亦莫不如此，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讥惑》中便记述了南士“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的情形。这表明南人多习北语，然习之未精，仍夹杂着吴音。其实，不仅在语言上“二陆”效仿北人，而且在思想风格上也在努力效仿北人，《异苑》、《水经注·谷水》皆载陆机入洛途中次偃师，夜遇王弼鬼魂，“与机言玄，机服其能”。《晋书·陆云传》则称云遇此事，“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玄学是魏晋之际兴自洛京的一种新学风，而江东尚未受到其影响。“二陆”夜遇王弼鬼魂的事固然虚诞，但透露出他们为入洛求仕，不得不事先揣摩玄学，以免与北人交往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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