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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乐毅自比，立功心切，自期甚高。但是，事态的进展正与其愿望相反，陆机在洛阳郊外的鹿苑之战中，一触即溃，几乎全军覆没。司马颖恼羞成怒，将陆氏兄弟及孙拯等南士处死，制造了西晋时期南人最惨痛的流血悲剧。陆氏兄弟之祸，从表面上看是由于战败负罪致死，但若仔细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此事与北人之陷害及司马颖幕中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关。
首先，我们分析北人的陷害。前述陆氏兄弟入洛后与北人交往屡遭歧视，其史实甚明，不容辩驳。入司马颖幕后领重兵，位居北人之上，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忌恨。《晋书·陆机传》便载：“机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又羁旅入宦，顿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牵秀等皆有怨心，固辞都督。”秀为武邑观津人，粹为弘农人[12]，皆为北人。司马颖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而以秀为冠军将军、王粹为北中郎将，受制于陆机，故“皆有怨心”，尤其是牵秀，《晋书》本传载“秀任气，好为将帅”，怨恨尤深。另外，早与“二陆”结仇的卢志也在成都王幕中，《晋书·卢钦传附志传》载其深得司马颖信重，“委以心旅，遂为谋主”，任为谘议参军、左长史，“专掌文翰”。他也经常寻机向司马颖进言，《晋书·陆机传》便载“颖左长史卢志心害机宠，言于颖曰：‘陆机自比管、乐，拟君暗主，自古命将遣师，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济事者也。’”因此，陆机领兵，引起了北人的敌视和攻讦，《三国志》卷五八《陆逊传》注引《机云别传》载：“机吴人，羁旅单宦，顿居群士之右，多不厌服。”《太平御览》卷四二○引崔鸿《三十国春秋》也说：“机吴人，而在宠族之上，人多恶之。”这都指出了诸人对陆氏兄弟的仇恨是由地域差别所直接引发的。陆机乡里孙惠看到了这一点，《晋书·孙惠传》载惠“忧其致祸，劝机让都督于王粹。”但陆机没有这样做。这样，可以想见，王粹、牵秀等主要将领根本就不会顺从陆机的指挥，总是想方设法从中作梗。
其实，不仅高级将领如此，甚至连一些中下级将领也不服从其调遣，有的对抗情绪还很严重。据《晋书·陆机传》，宦人孟玖及其弟超皆受宠其司马颖，超以小都督领万人随军，纵兵大掠，机“录其主者”，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并轻蔑的称机：“貉奴能作督不！”[13]又向众人宣称“陆机将反”，根本不把陆机放在眼里。因此，陆机出师后迟迟不能展开有效的军事行动。北人又借此攻讦他有“异志”，“持两端，军不速决”。等到临战时，又不协调，如孟超便“不受机节督，轻兵独军”，破坏了整体战略、战术的布署。可以毫无疑问地说，陆机之军事失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北人的阻挠和破坏。《资治通鉴》卷八五载时人王彰谏司马颖说：“今日之举，强弱异势，庸人犹知必克，况机之明达乎！但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耳。”陆机丧师后，牵秀等北人将领皆言机有反叛之心，“证成其罪”，而卢志等则暗中进谗，以致司马颖终将陆氏兄弟处死。正因为如此，周一良先生指出：“综观陆士衡一生出处及其致祸之由，似不能不联系其出身吴人考察之也。”[14]
其次，陆氏兄弟之死与成都王幕中士君子与奸佞的斗争有关。上述“二陆”之死与北人陷害有关，应当说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不过，我们也不应把这种南北士人间的冲突过于夸大，说成唯一的原因。从相关史实看，也并不是所有北人都与南人结仇，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相反，有些北人还多方营救陆氏兄弟。因此，这不能不使我们考虑“二陆”之死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排比、推绎，我们有把握的说，这与成都王颖幕中士大夫与奸佞小人的斗争有关。
从《晋书》的有关记载看，司马炎诸子聪颖、干练者少，而神昏智弱者众。晋惠帝形同白痴，《晋书》卷六四《武十三王传》载吴王晏“才不及中人”，《晋书》卷五九《成都王颖传》载成都王颖也是“形美而神昏，不知书。”这样，他们不仅延揽士人，也往往招聚了一些小人。一些出身低微的寒门小人不甘于卑位琐职，屈节倾心事主，想尽一切办法求宠弄权。但这些人素质很差，表面上看起来忠心于主，但实际上排斥异己，欺上瞒下，巧夺豪取，把政治弄的污烟张气。赵王伦依仗孙秀、河间王颙信重张方、楚王玮所昵之公孙宏等，皆是这类人物。成都王也不例外，他早年亲重士人，故得美名，但日渐宠信宦人孟玖，以至晚年事事依之。孟玖之才比之孙秀诸人尚有不如，完全是一个“嬖竖”小人，他恐怕是通过在生活上照顾司马颖以固其宠。就是如此阉宦凡品，其权力欲却极盛，成为成都王幕中最为关键的权臣。孟玖极力安插自己的亲信，将其弟超任为前锋小都督，又为其父谋求职位。他们一旦得权便拚命聚敛，强夺豪取。一些别有用心的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向其献媚、纳贿，投其门下。如卢志，对孟玖的诸多恶行从不加阻挠，甚至为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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