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味。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内，并不是渤海，而是日本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或护送渤海使归国，或专门派遣使者去渤海，频繁地往来于两国之间。相比之下，渤海派往日本的使节，不论是送使还是专使，来往均搭乘日方的船只。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渤海遣日使均不携国书，仅口传王旨。而即便如此，日本依然对来使授官、赏赐，甚至授予高于从前的官位。第四次遣日本使的大使杨承庆还被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吕请到私邸设宴款待。由上述情形，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渤海如何不便采取对抗立场或与日本虚与委蛇之类的结论或推测，相反，却是日本的一反常态泄露出其特别的动机，这个特别的动机，便是当时独揽朝政大权的外戚藤原仲麻吕一手炮制的新罗征讨计划[44]。详细的作战计划，具体的军事动员都已经到位。这时仲麻吕需要在新罗的后院制造一些不安定因素，牵制新罗对日本的军事动员。所以他需要渤海的配合。征讨计划尚未实施，仲麻吕就失势谋反又兵败丧命，这个计划也随之化为泡影。虽然我们还不清楚究竟为什么“高丽”取代“渤海”的现象，集中出现在该时期史料中，也可能是这段时期日本因为有求于渤海，在往来中又每每给予特惠，自觉有损其宗主国形象，于是就在对渤海的称谓上提醒、强调渤海的朝贡国地位，讨回一点面子。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高丽”不是渤海自报，而是日廷强加给渤海的。
上述“高丽”等记载还见于以《续日本纪》为蓝本的《日本纪略》、《类聚国史》等史籍；进入平安时代以后，除桓武天皇十七年（798）致渤海王国书中提到“往者高氏继绪，每慕化而相寻”[45]，同年十二月渤海使再度访日带去的王启积极回应了日皇之外[46]，不复出现高丽字样，而且这两处记载也只在于强调渤海象“高氏”一样慕化而来。至于后世史籍，不再出现“高丽”字样，都记作“渤海”，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则，时过境迁；二则，渤海已经被迫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在对日交涉中放弃了对等立场，自然，日廷也就无须再动辄调出昔日的高丽作示范了。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明了，奈良时代的日本，为树立“东夷小帝国”形象，歪曲历史，编造高句丽曾经是日本朝贡国的“故事”，并对渤海的国书断章取义，找出所谓渤海与高句丽之间的继承关系，要求渤海循“高丽旧记”，对日本行朝贡之礼。并在一个时期内强行称渤海为“高丽”。
三，新罗对渤海的认识
因为资料的局限，以及认识上的分歧，至今渤海新罗关系仍是渤海史研究乃至东亚史研究的一个难点，有些研究在论述渤海与东北亚关系时甚至没有谈到新罗。渤罗双方直接接触的记录极其有限，而且这些史料反映的都是对立、冲突：新罗圣德王二十年（721），征发何瑟罗道丁夫二千构筑北境长城，防止渤海南下入侵[47]；732年大武艺攻打唐登州，引发渤唐战争。翌年新罗奉命与唐军联合攻击渤海南境，遇大雪，败还[48]；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时与新罗开战，确定两国边境[49]；这时期，新罗遭金宪昌之乱，走向衰落，两国实力发生逆转。九世纪末，在大唐，渤海与新罗争座次[50]等。此外，还有两件存疑待辨，一是新罗封大祚荣第五品大阿湌[51]，一是新罗的两次渤海遣使[52]。
在研究史上，对两国关系，基本分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两国间虽接境，但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并且完全没有国交往来[53]。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两者并非始终敌对，还是有过正常交往的时期的[54]。而且，文王后期，随着紧张与对立的缓和，两国互派使节，寻求政治解决[55]；两国间往来实际上要远比传世史料频繁得多[56]；近年，更有韩国宋基豪承李佑成、朴时亨旧说指出，新罗把渤海看作高句丽的后裔国家，也承认渤海与其“同族”[57]，始终保留强烈的优越意识。双方在政治上互相敌视，因此不可能也没有开展正常、频繁的交往[58]。
于是，这样的资料背景导致了一个奇特现象：目前，较之于渤海新罗间外交关系自身的研究，新罗对渤海的认识，即新罗的渤海观研究则更见充分、厚重。这些研究指出，新罗渤海关系史上并不存在所谓“南北国时代”，也得不出新罗自认渤海为“同族”的结论[59]。当然，不同的意见也还是存在的，其中最大的问题，如后面将谈到的，还是新罗对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的认识。
上述研究业已解决的问题这里不再画蛇添足，以下，只对既有结论以外的两个方面略述私见。
第一，“靺鞨”也是新罗对渤海的称谓。
《三国史记》卷八“新罗纪”圣德王三十三年，入唐宿卫左领军卫员外金忠信上表唐玄宗曰，“臣所奉进止，令臣执节本国，发兵马讨除靺鞨，有事续奏者……”。在这里，“靺鞨”指代渤海无疑。《三国史记》成书于高丽王朝1145年，这份表文与完成于1013年，即一个世纪前的《册府元龟》同年记事一字不差，很有可能前书源自后书，除去这类表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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