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⑴⑵⑷⑺⑻为日本对渤海来使的记述，⑶⑸⑹⑼是对日本遣渤海使的记述，均为“高丽使”。⑻记载的是777年以史都蒙为大使的渤海遣日使团途中遭风暴，一百六十余人仅存四十六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都是“高丽使”；然而来使上陆地越前国加贺郡却报告说“渤海国遣献可大夫司宾少令开国男史都蒙等一百八十七人（一百六十余人是史都蒙在向天皇汇报时的自述），贺我即位。”（《续日本纪》卷三十四光仁天皇宝龟七年十二月乙巳条）。也就是说地方官司和京官对渤海使的称呼的相出入的。⑴⑵⑷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形呢？
　　日本沿海国司负有将在管辖地上陆的外国来使向朝廷报告的义务，要对外国使节带来的国书等函件进行开封检查，并将结果报告朝廷。朝廷是根据地方国司的报告方得知有外国来使，并根据地方官司的检查结果下达处理意见，或招入京或原地遣还。地方国司所获得的情报应该首先来自渤海使节自己的报告：何国人，从何处来，为何目的，携带何物等等，国司再将这些情报和检查结果一并上报朝廷。也就是说，地方官司上报朝廷的应该完全是渤海使自报家门的复述。那么，我们看到各地官司的上报中只看到“渤海使”“渤海”等字样[41]。这样，渤海使者在日本是如何称呼自己的国家的也就很清楚了，同时也暴露出渤海使和日本地方国司的这些报告是到了京城之后才面目皆非，变成“高丽”这样一个事实。
　　本来，关于《续日本纪》等日本正史中将“渤海”写作“高丽”的原因，曾经有人推测是史书编纂过程中所改，或是由于史书编修体例不一的缘故。但是上述事例表明，称呼的改换完全是有规律，是有意而为的。
　　资料A，这片木简记述的是对九月二十八日归国的日本遣渤海大使小野田守叙位的内容。因为是日本派出的使节，所以表述方式与前面的文献资料中日本的遣渤海使相同，完全是日本统治层一相情愿地将“渤海”写作“高丽”。至于资料B，似也可以作为奈良时代中期前后日本对渤海认识的一个有价值的参考[42]；但是该陶器所在不明，其中的“高丽”究竟代表何种意味不得而知，所以难以作为参照依据。
　　在⑴中，还有这样一条记事，

　　天平宝字三年（759）春正月庚午，……高丽使杨承庆等贡方物。奏曰：高丽国王大钦茂言，承问，在于日本照临八方圣明皇帝，登遐天宫，攀号感慕，不能默止。是以差辅国将军杨承庆，归德将军杨泰师等，令赉表文并常物入朝。……

该段文字也被一些人看作渤海王大钦茂在国书中自称“高丽国王”的根据。其实这并不是渤海王致天皇国书的原文，而是日本史官对大使杨承庆口传渤海王旨的抄录，因此很可能是史官秉承朝廷旨意，在其中做了手脚。在《续日本纪》中，类似的口传王旨记有五处，与被认为是原文的渤海王国书不可相提并论。因此这些“某王言”之类的词句不见得是渤海使的口奏，特别是杨承庆为大使的这次遣使，从史书记载看正是日本首次称渤海为“高丽”，所以很可能是史官奉命添加或篡改而成的。收录在《续日本纪》《日本后记》等六国史为主的史籍中的渤海日本往来国书，共三十五件，其中两件天皇致渤海国王书的开篇部分有“天皇敬问高丽国王”的字样。一件是⑴中天皇对渤海国王的回书，这里已经没有必要再作分析。另一件就是⑺中天皇给渤海王的国书。除了这两句自相矛盾的称呼以外，有关来使的表述，均明记为“渤海”。这次访问，双方第一次因为“渤海王表失礼”发生了正面冲突。面对天皇的指责，大使壹万福明确表示自己不是什么高丽王派来的，而“是渤海王使者”。因此这里的“高丽王”绝不可能是渤海使的自报家门，都是日本强加在渤海王头上的。
　　还有人认为，渤海国王大钦茂是自称高丽国王的，但并不是渤海主动向日本表白，而是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渤海循“高丽旧记”对其称臣纳贡，大钦茂虽不以为然，但因为希望与日本保持国交关系，不便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于是顺水推舟，利用了日本的这一心理[43]。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需要明确一下高句丽对日外交的立场，揭开所谓“高丽旧记”的真面。570年，高句丽开始遣使日本，最初因为与新罗的紧张关系，之后又由与和隋、唐的紧张关系，在对日外交中基本保持低调。但高句丽始终不曾以任何方式表示自己是日本的所谓朝贡国，双方的交往是对等外交。而且，与高句丽外交时代的日本，正是大和时代向古代国家过渡阶段，尚未形成诸如《大宝令》（701年出台，明确规定新罗是“蕃国”）关于宗主国与“蕃国”的明确规定。所以，日本朝廷对渤海翻出所谓“高丽旧记”，无非是制造出一个“榜样”要求渤海效仿。其次，说大钦茂在高压下与日本朝廷虚与委蛇，可是这种变通方法并没有贯穿其长达56年（737-793）的统治生涯，只是集中在758～764年间，而这一时期双方交涉往来的态势又颇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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