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第一次遣日本使所携带的大武艺这份国书几乎和两唐书中的渤海建国记事具有同样的影响，引发同样的争议。这就是渤海是否高句丽的继承国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渤海以高丽的后继者自我标榜。有人援引其中“复高丽之旧居”一句，认为是武艺王在最初的国书中明言自号“高丽王”[39]；而日本也就沿用了渤海王的自我介绍，将渤海记作“高丽”。
　　长期以来，坚持渤海是高句丽后裔观点的研究者，根本无视大武艺国书中“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这句中国古典文学骈体文典型的对偶表现，却一味地强调前半句，认定武艺王以高句丽后继者自任。我认为，在依据这条史料作分析时候应该注意到，这件国书是渤海对日本外交的第一部宣言。对渤海的统治层来说，遣使日本，毕竟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如何表现自己，给交涉对手以怎样的第一印象，无疑是大武艺政权的一个重大课题。高句丽拥有七百年历史，而且也与日本保持着国家级的外交往来；而扶余则是东夷名族，曾经拥有过一个雄视四方的扶余王国，连高句丽在对外宣传时也声称自己是扶余人之后。那么，渤海宣称自己兴起于高句丽之故地，具有扶余人的风俗，用意与高句丽人主张自己与扶余人的关系并无二致，无非意在对外标榜其王权的正统性。而且，仅仅从这一句也读不出渤海对与高句丽之间血缘关联的认同；大武艺致日本天皇的第一封国书中是有“复高丽之旧居”一句，但是大武艺并没有自称“高丽王”，相反，武艺倒是明确表示自己是唐王朝册封的“渤海郡王”，天皇在回复渤海大武艺国书中也照此称呼，言“天皇敬问渤海郡王”[40]。
　　关于首批访日的渤海使节，《续日本纪》（卷十神龟四年十二月丙申条）是这样介绍的：“渤海郡者旧高丽国也。淡海（天智朝）朝廷七年（668）冬十月，唐将李勣伐灭高丽。其后朝贡久绝矣。”对日本朝廷来说，渤海实在还是个陌生的概念；既然武艺国书中提及到高句丽，而扶余又早已不存在，将渤海与从前的高句丽联系起来也可谓自然，但同时日本朝廷正是抓住这一句“把柄”要挟渤海。因为，日本朝廷真正关心的，不在于两者是否具有地域上、种族上的关联，而在于渤海能否继高句丽之后对日本保持朝贡关系（虽然高句丽不曾以日本的朝贡国自任。如后述），指望渤海从此对其执属国之礼。渤海第三次遣日本使归国之际，孝谦天皇在给渤海王的玺书中，要求渤海遵循“高丽旧记”，对日本称臣朝贡（《续日本纪》卷十八孝谦天皇太平胜宝五年六月丁丑条）。
　　的确，在日本的正史中，可以看到“渤海”与“高丽”同在，“高丽蕃客”混在“渤海使人”中（《续日本纪》天宝宝字年间史料）。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以下将《续日本纪》（主要在卷二十一至三十五，以下省略史料出处）以及考古资料中有关“高丽”的记载整理如次。

　　⑴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杨承庆第四次遣使之时，9月18日，杨承庆等在越前国上陆，12月24日入京。史料所见对入京前使节团的称呼均为“渤海使”；然而入京之后却一变为“高丽蕃客”，渤海国王对日皇的问候也成了“高丽国王言”；日皇致渤海王的回书也成了“天皇敬问高丽国王”。
　　⑵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759）是高南申为大使的第五次遣日本使。10月辛亥（18日），来自上陆地官司的报告记作“渤海使”；而入京后（23日）的记录则又成了“高丽使”。
　　⑶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五年（761）是日本的遣使，直接写成“遣高丽使”。
　　⑷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六年（762）王新福率领的第六次遣日本使。由上陆地地方官员呈送朝廷的报告明确写着与渤海使节同行的前一次送渤海使“正六位上伊吉连益麻吕等至自渤海”。但是入京城后，“渤海”就变成了“高丽”。
　　⑸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763）八月，是日本的遣渤海使，记作“遣高丽使船。名曰能登”。
　　⑹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八年（764）7月的“大宰府报牒”载，“（戒融）以去年十月。从高丽国归还圣朝”。
　　⑺光仁天皇宝龟三年（772）2月，天皇给渤海国王的国书中载，“赐渤海王书云。天皇敬问高丽国王”。
　　⑻光仁天皇宝龟九年（778）夏四月条记作“宝龟七年。高丽使辈三十人溺死”。
　　⑼光仁天皇宝龟九年（778）九月载，“送高丽使正六位上高丽朝臣殿嗣等来著越前国坂井郡三国凑。敕越前国：遣高丽使并彼国送使……。同年十二月记事中有“正六位上大纲公广道为送高丽客使。”

    以上是文献资料方面的汇总，除此而外，还有两条木简资料。

　　A．《平城宫木简》4所收第3767号中有“依遣高丽使廻来天平宝字二年十月廿八日进二阶叙”
　　B．近年，秋田县秋田城寺内地区出土了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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