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厌恶情绪。对此，石井正敏也曾指出，对唐朝来说，远征高句丽，是在付出莫大代价才终获成功，其艰难与惨烈自然是记忆犹新。新罗故意将渤海置于高句丽名下，就是要提醒唐王朝把对高句丽的余恨转嫁到渤海头上[61]。而其根本目的，是要唐王朝远渤海、近新罗，要在大唐的朝堂之上保持高于渤海的位置。这些表状都撰写于九世纪末，当时的新罗，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国力远在渤海之下，所以才要更紧地抓住大唐这棵救命稻草，虽然唐王朝自身也已经朝不保夕。
通过上述考察，拟作如下小结，新罗很清楚渤海乃粟末靺鞨人大祚荣纠合高句丽遗民建立的政权，但出于与渤海在以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争夺政治地位的需要，有意将渤海说成是高句丽人的国家。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上述表状均作于九世纪末，因此，表状所反映的，也应主要是九世纪末新罗对渤海的认识，能否推及整个新罗时代，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渤海史研究中，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本文的研究对象，唐、日本和新罗对渤海的认识，在结论上也不可避免地归结到了这一点上。通过以上有限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上述三国都很关注渤海与高句丽间的关系，只是都没有客观地对待，而是为着各自的政治需要，加以利用而已。渤海与高句丽的确关系密切。粟末、白山等靺鞨曾被迫附属于高句丽，渤海据高句丽故地建国，境内又有相当数量的旧高句丽人，因此两国在物产、生业及风俗等方面自然会有许多相近之处；第一代王大祚荣曾做过高句丽的军将，高句丽人不仅参与渤海建国，而且在渤海政权当官任职，又充任遣外使节，在渤海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渤海从未以任何方式宣布过自己是高句丽人的国家。关于渤海的自我认识，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王承礼先生认为渤海建国自立震国王后仍号靺鞨[62]，及自称“靺鞨”。事实上，当我们在主要从文献学角度来研究渤海史时，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当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渤海的史料，大都是中原地区现存文献中有关渤海的记述。所以第一，这些文献只能考核唐宋时期中原的渤海观。第二，与第一相关联，即这些文献中使用的称呼的表现方法，有些是靺鞨、渤海时期东北民族地区既有的，有的则完全是中原地区的称呼，或者治史者的造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靺鞨”这一称呼。其实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靺鞨”并非靺鞨人各部的自称，而是中原地区以及治史者对这个地处东北的“夷狄”带有侮辱性的蔑称。
[1]奉慈之例，见《大唐诏令集》卷三十九上“官仪”“册赠渤海王文”中有“惟尔故金紫光禄大夫原州都督渤海郡王奉慈（后略）”。高崇文之例见《新唐书》卷一百七十“高崇文传”中有“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异居。……贞元中，……封渤海郡王”等字样。金子修一《中国からみた渤海国》，载《しにか》特集：渤海国——建国一三00年甦る海东の盛国》，大修馆书店，1998，p.38。但是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新唐书》卷七十八“奉慈传”则记为“渤海敬王”奉慈。从奉慈之兄博义为陇西恭王来看，似应以渤海敬王为正解。《旧唐书》没有为奉慈立传，可能是兄弟二人“荒纵，皆为帝所鄙”（《新唐书》卷七十八“李博义传”）之故。
[2]金子修一《唐代册封制一斑——周边诸民族にぉける“王”号与“国王”号——》，载《東ァジァ史にぉける国家と农民》，西嶋定生博士还历纪念论丛编辑委员会，山川出版社，1984，p.324。
[3]以上均出自《新唐书》卷七十一“宰相世系表”。
[4]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开元318，p.1377。
[5]注4所引周绍良书，光宅007，p.726等。
[6]宋基豪《大祚荣的出自及建国过程》，原载《渤海政治史研究》，一潮阁，1995 ，译文载《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6年第二期，pp.68-82。
[7]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p.272。
[8]池田温《裴世清と高表仁——隋唐と倭の交涉の一面》，载《日本历史》288，p.10。
[9]金毓黻解释为，“若以声音学考之，渤与靺为同部字，海与鞨为同声字，唐人或以靺鞨二字音近于渤海，遂以渤海郡王封之欤”，“靺鞨二字“大氏觉其非雅词，故以音近之渤海二字代之也”。《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辽宁大学1981年翻印版，pp.262-263。
[10]刘振华《渤海大氏王室族属新证——从考古材料出发》，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3，p.180。
[11]《三国遗事》卷一“靺鞨·渤海”，学习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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