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汉武杂 “方” 与道教渊源 |
 |
时间：2009-7-24 13:55:18 来源：不详
|
|
|
人其后”，其方为越巫方，相信能作祟于千里之外的匈奴。巫方还利用了星占术。元鼎五年秋，武帝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泰一锋（旗），命曰“灵旗”。颜师古注引李奇曰：“牡荆作幡柄也。如淳曰：“牡荆，荆之无子者，皆絜斋之道。”太一三星，颜师古注：“以牡荆为幡竿，而画幡为日月龙及星。”锋芒指向南越，则太一所指有祝诅对方的意义。以牡荆辟鬼和用太一祝诅，战国、秦时皆有。《汉书·艺文志》涉及太一的作品有八种，一百九十卷，其中天文、杂占的内容皆未脱离巫术。
武帝时的巫方最大特点就是已经吸取阴阳五行的框架，相信物体通过阴阳五行的配物图式可以发生作用。
汉代巫方离后来的道教巫术无论是时代还是体系都相距甚远。道教巫术有解祠却病、画符捉鬼等内容，是职业道士的拿手好戏。它禁咒、祝由、呼喝、符箓、禹步等组成固定的程序，形成比较精致的巫术形式，并用符、图、印、令牌等法器配合巫术和法事进行[27]，汉初巫方中虽然尚无这些复杂的巫术程序，但从其籍用的物品和对阴阳五行、星占术的运用看，已显出这些端倪。
以上对武帝时的候神求仙“方”作了考察。后代构成道教主要内容的长生术、祷祠法、巫术等在西汉仙方中都已经出现了，不过它们还只是粗浅的滥觞，因为这些方的实践尚未有统一的理论指导，仅在辟谷、黄冶和一些巫术中粗借了阴阳五行理论，剩下来便完全靠想象。这跟后世道教以经典为核心，融长生理念、身心修行术和阴阳五行说为一体是无法相比的。此外，从仙方中可以看出方士们的神灵观粗浅而模糊，这也是尚无系统哲学作为理论基础的原因。这些都表明仙方仅是道教渊源之一，而道教的其他两个渊源——古老的诸神崇拜、道家老庄思想和阴阳五行理论在汉武帝的时代还未跟方仙道形成一个整体，这三者结合之后，真正的道教才正式形成。
[1]卢嘉锡总主编，廖育群、傅芳、郑金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第126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2]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一卷第7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3]《汉书·郊祀志》。下文不注出处者同。
[4]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医书释文》（一），《文物》1975年第6期。
[5]《史记·汉兴以来降相名臣年表》于前177年（文帝三年）提到深泽侯，“……深泽侯将夜皆为将军，属武祁侯贺，将兵屯荥阳”。
[6]袁珂《山海经全译》前言第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7]服食使人不饥是神仙家的目的。而托言黄帝正是战国包括神仙家在内的各种方技的共同点。《汉书·艺文志》神仙家有《黄帝杂子步引》、《黄帝杂子芝菌》、《黄帝杂子》等。
[8]如《云笈七签》卷七十五《方药部》有《化云母为水法》、《道者炼云母法》、《刘炼师服云母方》《蒸云母法》等。
[9]卢嘉锡总主编，赵匡华、周嘉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第235至236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10]参见卢嘉锡总主编，赵匡华、周嘉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第四、五章《中国古代的炼丹化学》上、下，科学出版社1998年。
[11]卿希泰《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一卷，第304至337页。
[12]卢嘉锡总主编，廖育群、傅芳、郑金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第132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13]参见《汉书·郊祀志》。
[14]《史记·封禅书》记齐桓公欲封禅，管仲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他自己记得十二家。并说：“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籍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鸟，……。”
[15]《礼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而东上，……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这种宇宙图式已经完备。它将月份、音律、数、味、五帝、五祀等对应起来，并规定每月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是为明堂月令。
[16]《汉书·艺文志》托言黄帝的共20篇，兵阴阳家有《黄帝》十六篇、天文有《黄帝杂子气》三十三篇、五行家有《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等。
[17]《周礼·春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即施行巫术时要用茅，又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8至133页有中国古代以茅草籍助巫术的论述，可以参看。
[18]当时图书有以图附文和以文附图两种，此图为后者。见李零《马王堆汉墓“神祇图”应属辟兵图》，《考古》1991年第10期。
[19]《汉书·武帝纪》天汉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