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分别以氐族和羌族为主体民族而建立的前秦、后秦的历史，向来为学者所重视。苻氏氐族集团和姚氏羌族集团在石赵时期迁徙关东，分别在枋头和滠头屯驻了长达十八年的时间。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在这十八年间分别凝成的苻氏枋头集团和姚氏滠头集团，与后来建立的前秦和后秦，有何等直接、何等重要的关系。本文即从考察这两个集团的形成及其内在的凝融出发，揭示苻氏前秦与姚氏后秦的立国，在部族发育和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历史条件。

一、十六国前期关陇地区民族形势的变化

　　关陇地区，即西晋时期的雍州和秦州，民族分布十分复杂，胡族人口比重极大。江统《徙戎论》[1]：“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关中的胡族中，以氐族和羌族为主。这种民族分布的总体格局到永嘉之乱以后有了相当显著的变化。
　　从晋惠帝元康六年齐万年反乱开始，关中汉族人民大量向外流移，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关中的民族形势，汉族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而关中总的人口数量也因战争、饥疫、饥民外流而不断下降。外流的汉族人口当然也有返回关中的，如阎鼎率关西流民数千拥秦王业西归，但数量很小[2]。晋愍帝的长安朝廷能够在关中撑持数年，并不说明关中的汉族势力还有可观。愍帝得立，长安朝廷在匈奴刘氏的军事打击之下居然维持四五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雍州北部各郡羌胡的支持。
　　在愍帝建兴三年九月以前，刘曜率大军对长安进行过三次进攻，都是溯渭水西上，正面直攻，屡屡受挫。《刘聪载记》：“曜曰：‘彼犹强盛，弗可图矣。’引师而归。”这里所谓强盛，是指愍帝朝廷军事上尚有力量，而这一力量的根源，在于北部冯翊、北地、新平和安定等地的羌胡，主要是卢水胡、羌族和氐族，他们不仅提供军队，还要保证长安及其军队的粮食供应。建兴三年九月，刘曜第四次率军进攻长安。这一次他不再是溯渭水西上，而是绕道长安以北，首先进入冯翊，屯军粟邑，进攻上郡。上郡和冯翊一落入刘曜手中，关中形势大变。《刘聪载记》：“于是关右翕然，所在应曜。曜进据黄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就因为冯翊和上郡是关中羌胡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羌胡的根本之地。刘曜占领了羌胡的根本之地后，关中支持长安的羌胡就大大减少了。次年七月，刘曜陷北地，羌族酋大军须对麴昌的粮食供应也被切断，长安城遂暴露于刘曜大军面前，不久愍帝出降，西晋覆灭。刘曜此次成功的关键在于瓦解了羌胡对长安的支持。关中的民族形势和胡汉民族力量的对比，从这一事实中也可以看出与十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匈奴刘氏在平阳的单于台，控制了相当数量的氐羌。羌族在并州、河东是有一定分布的，可是没有材料说明氐族也在这一地区有广泛的分布。《刘元海载记》：“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大单征、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这个氐酋大单征，应当与鲜卑陆逐延一样，来自黄河西岸的上郡或冯翊等地。在当时条件下，他不太可能率领很多族众渡河到平阳。后来平阳的十几万氐羌，主要应该是刘曜从关中迁徙而来的。永嘉六年，贾疋、麴特等人攻击长安，刘曜只好放弃长安，退回平阳。《刘聪载记》：“麴特等围长安，刘曜连战败绩，乃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这八万余口中，当然有相当数量的氐羌。刘聪死前，因刘乂事件而痛治氐羌酋帅，造成十几万氐羌对汉国的离心，后来都投奔石勒，石勒迁之于河北襄国附近。也就是说，在汉国时期从关中迁到平阳的氐羌并没有回到关中。关中氐羌总的数量下降，这也是原因之一。

二、苻氏氐族集团和姚氏羌族集团的首次东徙

 　　刘曜前赵时期，关陇地区的民族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族分布的格局有了新的变化。《苻洪载记》：“刘曜僭号长安，（蒲）光等逼洪归曜，拜率义侯。”《魏书·苻健传》：“刘曜拜洪为宁西将军、率义侯，徙之高陆，进为氐王。”案高陆属京兆。把苻洪及其族众从略阳远迁至京兆，是对氐族集中的略阳进行分化管理，便于就近控制和利用这一支已经很有实力的氐人部族。这是苻氏氐族集团以一支政治力量正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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