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河南浚县。《水经注》卷九淇水条：“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4]”并引卢谌《征艰赋》曰：“后背洪枋巨堰，深渠高堤者也。”可见枋头是一处连通黄河、淇水、白沟和清河，保证河北漕运的交通枢纽。枋头一带，也是黄河渡口最为密集的地区。隔河相对的是濮阳，而濮阳境内的重要渡口就有：灵昌津（又名延津）、棘津、文石津和 硗津等等。枋头在交通与军事上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两晋时期许多历史事件中。石勒自河淮地区北趋冀州，即路由枋头；西晋末年向冰率众数千壁于枋头；后来东晋谢尚北征，即遣戴施为先锋据枋头；而以枋头命名的著名的枋头之役，则是桓温戎马生涯中最黯淡无光的一页。石虎让苻洪以流民都督的身分，率领这支以略阳氐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驻屯的枋头，就是这样一个要地。
滠头，属石赵冀州勃海郡广川县，其地在今河北枣强县。《水经注》卷九清河条：“清河北迳广川县故城南。阚駰曰：县中有长河为流，故曰广川也。水侧有羌垒，姚氏之故居也，今广川县治。”熊会贞认为其地在今枣强县东南。[5]《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枣强县本汉旧县，属清河郡，县外即姚弋仲之故垒也。”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二广川县条：“汉旧县，有滠头，有姚弋仲垒。”滠头不如枋头那样在军事和交通方面有显著地位，但处在农业地区，有良好的农耕条件，对姚氏集团经济形态的变化是有重要作用的。
石虎把关西地区的苻氏氐族集团和姚氏羌族集团迁徙到关东，并分别安置在枋头和滠头。这两大集团在枋头和滠头，一住就是十八年，直到石赵崩灭。从后来苻氏集团对枋头表现出的故乡般的感情，我们就更能体会这十八年的关东生活，对于他们的特殊意义。苻坚东灭前燕，统一北方，曾重访枋头，视枋头为谯沛之地。《晋书·苻坚载记上》：“坚自邺如枋头，宴诸父老，改枋头为永昌县，复之终世。”
五、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
关东十八年，部族的人口以自然增殖的规律，必定有了相当的增加。新的一代氐羌豪贵在关东地区生长、学习，农耕生活使来自陇右的氐羌在社会进步方面深深受益。姚弋仲的滠头集团据《载记》有“部众数万”，枋头的苻洪集团应该更多。经过十八年的自然增殖，这两大集团的人口总量必定大大超过最初的数字。
然而，对于这两大集团来说，在关东的十八年，最重要的收获并不是人口的增加，而是部族素质获得了很大的提高。这主要体现在新一代氐羌豪贵身上。苻洪东迁时年48，其子苻健年16 [6], 而苻洪诸孙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关东出生的。苻生生于335年，为东迁枋头的第三年；苻坚生于338年，为迁枋头的第五年。苻坚诸弟都生于关东。后凉的开创者吕光也是在东迁后的第九年生于枋头。
与苻生兄弟、苻坚兄弟、吕光等同时先后在枋头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氐族豪贵，是后来前秦、后凉的霸业支柱。苻氏枋头集团西归时，苻健说过“昔往东而小，今还西而大”的话，这仅仅是指新生代的氐族青年在数量上超出了当年东迁的苻氏集团。事实上，新一代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在关东的社会条件下，新一代有机会受到更好的教育，眼界开阔，因而文化教养和政治水平远远超过了老一代。这是前秦立国的重要条件。
苻氏诸孙可能有更好的条件接受关东先进的文化影响。《苻坚载记》：“祖洪，从石季龙徙邺，家于永贵里。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可见苻氏集团虽然定居枋头，苻洪一家却曾经在邺城居住，苻坚就出生在邺城[7]。《太平御览》卷一二二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坚）八岁，请就师学。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师，时人犹以为速成。’”《苻坚载记》述此事则更为生动：“八岁，请师就家学。洪曰：‘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欣而许之。”苻氏集团深刻的质变就体现在新一代苻氏子弟素质的提高上。
枋头的氐族子弟也有较好的教育条件。《吕光载记》：“光生于枋头，……不乐读书，唯好鹰马。”看来枋头子弟有读书的制度，只是吕光自己“不好”而已。同样在枋头的氐族梁氏（后来为苻氏后党），还涌现出梁谠、梁熙兄弟这样的著名文士。《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梁谠字伯言，博学有隽才，与弟熙俱以文藻清丽见重一时。时人为之语曰：‘关东堂堂，二申两房，未若二梁，瑰文绮章。’”虽然是关西人士的夸张之辞[8]，多少也可以说明枋头十八年对于氐族集团的特别作用。苻坚及弟苻融，俱为文武全才，更是苻氏集团新一代的佼佼者。没有枋头十八年的熔冶滋育，苻氏集团就仅仅是关陇地区一支强大的军事势力而已，政治上并不会有太大的前途，起码不可能有后来那种三十多年前秦霸业的光荣业绩。
姚氏集团在滠头的情况，由于史料缺乏，不作申论。但是，考虑到姚弋仲的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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