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亦载“时姚弋仲亦图据关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众五万来伐洪”，政治意图都是一样的。
而这个时候，关中地区的政治形势和民族形势为苻姚西归、建立霸业也提供了可能。石赵崩灭，关中各族颇有乘时而起者。但是我们知道，此时关西的汉族豪强比从前更加衰弱，氐羌等族也没有形成集团性的政治和军事势力。石虎迁徙秦雍望族十七姓于关东，“遂在戍役之例”，降入“兵贯”，大大挫折了关西的汉族豪门[11]。而关中氐羌等族，人数虽众，却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部族力量，更缺少一个合适的领导集团，所以也不能有所作为。关陇地区此时只有一支部族比较强大，算得上是一支有潜力的政治势力，即略阳的屠各王氏及其部众。屠各王氏从西晋末年到北魏后期，一直是陇上的一支地方势力；十六国时期，王石虎、王擢、王统三代，盘踞略阳水洛城一带，反复于东西各国之间，有相当的实力[12]。但是屠各王氏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也没有成长壮大到足以称雄关陇、建立霸业。石赵末年王氏的代表人物王擢依附前凉，继续在陇山东西之间瞻望徘徊。
所以，当关东的苻氏和姚氏两大集团立意西归时，关陇地区事实上不存在真正的军事障碍。京兆豪族杜洪在混乱之中临时组织起来的势力，经不起苻健大军的一击，立即瓦解，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关中汉族的力量自西晋以来一直下降，已经不足以影响和决定关陇地区的政治前途。前秦建立之初，一度摇动苻健统治的是残留的匈奴和胡羯，而不是汉族或其它民族，正可见关中民族形势的一斑[13]。
七、枋头集团与滠头集团的比较
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既然以羌族姚氏为核心的滠头集团和以氐族苻氏为核心的枋头集团，同样具备了良好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同样决心西据关中以图霸业，为什么结果是苻氏的枋头集团达到了目的，而姚氏的滠头集团不得不向苻氏俯首称臣呢？除了枋头距关中路近、便于捷足先归以外，还有没有更为深刻、更为本质的原因呢？我认为是有的。这本质的原因就在于滠头集团和枋头集团以及这两个集团所代表的两个民族间，在社会发展程度和政治文化水平等方面所存在的差距。
就魏晋以来的关中氐羌两族进行比较，我们知道，氐族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的三辅地区和西北各郡，从事农耕，在西晋时候已经编户化，汉化程度很高；而羌族主要分布于关中北部、从平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丘陵和山区，特别集中在冯翊、北地、安定等郡，半农半牧，汉化程度较氐族要低得多。晋惠帝元康六年始于冯翊和北地的羌胡（卢水胡、羌族）起兵，到后来发展成为以氐族为核心的关中大反乱，究其根由，当是由氐族社会发展程度较高、足以充当领导力量决定的。
从更大范围考察西北氐羌两族的社会发展程度，以农牧经济生活形式为界线，我们看到在整个西北，氐族的社会发展程度都高于羌族。苻氏出自略阳临渭，属于曹魏时期从武都北迁的氐族，而武都氐族早已实现农耕化，所以可以认为苻氏东迁之前就是从事农耕的。羌族姚氏在“东徙榆眉”之前，定居于南安赤亭，当是半农半牧[14]，此后一迁略阳，再迁天水，逐步接近农耕地区的中心地带。但是当姚弋仲率部迁至略阳、天水时，苻洪却率部下陇，一迁京兆，再迁冯翊，比姚氏集团更早地建立了与关中的联系。姚氏集团没有迁入关中的历史经历，这也是其不如苻氏的地方。即使到前秦末年，姚苌叛奔时，他的目的地竟是始平郡的马牧，说明原滠头集团的羌族族众主要集中在马牧，还保留着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状态。
东迁以后的十八年关东生活，对滠头集团和枋头集团的影响当然都是很深的。可是，由于这两个集团原有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同，起点有高下之别，所以，关东生活的影响并没有收到完全一样的结果。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绝大部分应该是生于滠头，但除了姚襄、姚苌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即使是姚襄、姚苌二人，也只以武略见长，文化修养远远比不上年龄相近的苻坚兄弟[15]。姚弋仲本人粗拙少礼，质鲁无文，与苻洪对比鲜明。《姚弋仲载记》记载姚弋仲对石虎说话，“汝看老羌堪破贼以不”等等，且云：“弋仲性狷直，俗无尊卑皆汝之，季龙恕而不责。”这恰恰是姚氏文化较低的反映。姚氏子弟在文化修养方面涌现与苻坚兄弟相当的人物，要到姚苌的儿子姚兴一代，晚了近三十年。
从另一方面看，石虎在对待氐羌的态度上，也不是没有轻重区别的。苻洪初降石虎，被任命为冠军将军、监六夷诸军事、泾阳伯，同时降赵的姚弋仲则被任命为行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监六夷诸军事”与“六夷左都督”已有轻重之分。苻洪到冯翊，进爵为侯，拜护氐校尉，东迁枋头时，被任命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封西平郡公；姚弋仲东迁滠头，拜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封襄平县公。后来苻洪获封本郡略阳郡公，姚弋仲才继封为西平郡公，比苻洪又晚了许多。在为石赵效力的岁月里，在石虎心中，苻氏既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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