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余论

　　十六国时期民族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某一民族的政权在发展到鼎盛状态以后，本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却呈下降态势。这是因为什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我认为，民族政权的初建阶段，正是依靠本民族的天然聚合力，形成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中的支撑性力量。建国以后，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无疑要更多地享受到政权给予的好处。诸种好处之中，就有社会进步一项。这是指统治民族在土著化、农耕化、汉化等方面，相对要走在其它胡族的前面，至少更多地享有这种条件。也就是说，一个民族政权的建立，势必要带动本民族全体成员加速其社会进步，同时也是加速融入北方各族共同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这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民族融合。而民族融合在一定阶段上是要逐步否定民族狭隘性的，也就是要逐步从根本上消解民族的、部族的内在聚合力。这种否定的过程，恰恰是进步的、发展的过程。从宏观上来看十六国史，此起彼伏的民族政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伟大的历史价值。一个民族政权的消失，可能伴以该民族在社会进步上的重要跃进。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民族政权消失以后，尽管该民族人口并未减少，却再也看不到同一民族再次建立一个政权。从根本上说，那是因为建立民族政权的内在历史驱动力已经大大弱化，甚至是不复存在了。
　　在这个意义上考察前秦、后秦建国的历史，就要格外重视枋头、滠头两集团在关东得以凝成的历史。这两个集团从凝成到溶解，就是十六国时期少数部族社会进步、政治觉醒的典型个案，这正是我们对此问题充满兴趣的原因所在。

注释：

[1]《晋书·江统传》。
[2]《晋书·愍帝纪》和《晋书·阎鼎传》。
[3]参看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二。
[4]曹操遏淇水入白沟，是为了北征袁尚，沟通漕运，以通粮草，见《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5]杨守敬《水经注疏》，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75页。
[6] 苻健死时到底是多少岁，《苻健载记》说是39，而《太平御览》卷121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谓为49，相差10年。兹从《载记》。
[7]《晋书·苻坚载记上》，坚率大军东征攻邺，“七日而至安阳，过旧闾，引诸旧老言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可见苻氏旧居在邺城郊外的安阳。
[8]关东文士中申氏房氏，都是石赵时期的关东士望，慕容鲜卑占领关东后积极与之合作，在十六国北朝历史中颇有一些作为。二申，指申胤、申绍，两房，则指房默、房旷兄弟。
[9]据《姚襄载记》，襄死于357年，时27岁，则襄生于331年，为东迁前两年。但是据《姚苌载记》，苌死于393年，时64岁，则姚苌生于330年，比姚襄还早一年。姚襄是姚弋仲第五子，姚苌是姚弋仲第二十四子。因此史书关于姚襄、姚苌年岁的记载必有一误。尽管如此，姚襄及其诸弟大多数生于东迁滠头前后，还是确然无疑的。
[10]《太平御览》卷249引《后秦记》：“姚襄遣参军薛瓒使桓温，温以胡戏瓒。瓒曰：‘在北曰狐，居南曰狢，何所问也。’”薛瓒与后来颇有影响的河东蜀人薛氏一族，也许是有关系的。
[11]《石季龙载记》：“镇远王擢表雍秦望族自东徙以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其非此等不得为例。”可见关陇旧族东迁之初，遭遇是相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