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儿子绝大多数是在东迁前后出生的[9]，新一代的姚氏子弟以及整个姚氏集团在这十八年间必定也和苻氏一样深深受益。
在枋头、滠头的十八年，对于这两个氐羌集团内部关系的调整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两个集团虽然分别是以氐族和羌族为骨干，但也包含秦雍汉族豪门和其它民族的成员。《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引《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属刘氏之乱，散千金招延俊杰，戎晋襁负奔之，推为盟主。”《姚弋仲载记》：“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在早期的辗转迁徙中，苻氏集团和姚氏集团不断接纳各族人士的加入，遂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因而集团内部杂有各族各阶层的人士。
比如姚氏集团，其骨干是南安赤亭的羌族姚氏及其部众，从最初“东徙榆眉”开始，就有其它部族和汉族豪门的加入。姚氏迁徙过程中曾经居住略阳、天水，所以后来的滠头集团中就有略阳的氐族（伏子成、王黑那、强白）、略阳的汉族（权翼）、天水的豪门尹氏（尹赤、尹详等）。苻氏多次进入关中，在陇右的影响也更大，所以后来的枋头集团中就有许多氐族以外的秦雍各族豪门，如安定程氏（程朴、程肱、程延）、安定梁氏（梁楞等）、安定胡氏（胡文）、天水赵氏（赵俱）、陇西牛氏（牛夷）、北地辛氏（辛牢）、南安羌酋雷氏（雷弱儿）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苻氏集团中有南安羌，而姚氏集团中有略阳氐。这是在各自东迁过程中长期、缓慢形成的集团关系，当两个集团间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和政治斗争时，族际界线基本没有意义。可是，当石赵末年，滠头集团和枋头集团都在争夺回归并控制关中时，两个集团间依然没有发生以种族为标志的分化。滠头集团的氐族和枋头集团内的羌族并没有叛出各自的集团，回到以自己本族为主体的集团中去，而是相反，仍然忠诚地为各自的集团效劳。苻氏对枋头集团中的南安羌酋雷氏，姚氏对滠头集团中的略阳氐酋强氏等，仍然倚为心腹，用之不疑。姚襄西归的核心组织是所谓四部（左右前后），而四部帅中，有三帅是略阳氐人。南安羌酋雷弱儿则是枋头集团上层人士中的重要成员。这种情形的发生，是关东十八年岁月中，枋头、滠头两个集团各自熔冶内部各族成员、整合内部关系的成果。
共同的利益关系、长期聚居一地，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民族的、地域的差异，使集团内部的聚合力变得相当强大。这种聚合力甚至到许多年以后仍然发挥作用。比如，滠头集团中的薛瓒和权翼，都非羌族，更与姚氏没有乡里或姻亲关系，权翼是略阳豪门，薛瓒是太原胡人[10]，二人在前秦还极得苻坚重用，可是一旦姚苌举起反旗，这二人立刻从长安出奔，投到姚苌旗下，而这时距他们当初追随姚襄西归，已经快三十年了。天水尹氏的例子更为典型，作为滠头集团的重要成员，天水尹氏到前秦末年积极支持姚苌的反叛，其中尹纬还是后秦开国的头号功臣。《姚兴载记附尹纬传》：“苌死，纬与姚兴灭苻登，成兴之业，皆纬之力也。”家族传统使得尹纬早就立下了背离苻秦的志向，也使他很自然地选择了效命于姚氏的政治立场。枋头集团内情形相似，后来前秦政权中的胡汉各族人士，基本上都与枋头的十八年岁月有关。
六、石赵崩灭后枋头、滠头两集团的西归
石虎后期，由于羯族自身的相对衰落，不得不倚重氐羌军事力量，政治上也对东迁的这两支氐羌集团给予优惠，客观上进一步刺激了氐羌上层的政治觉醒。《苻洪载记》：“累有战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赐爵关内侯者二千余人。以洪为关内领侯将。”到石赵末年，苻洪和姚弋仲所率领的氐羌军队已经是关东最强大的军事势力之一。
得到如此一番熔冶滋育的枋头和滠头集团，在后赵崩灭、关东大乱的政治机会面前，当然是有实力、有条件做出点事业来的。所以苻洪死前自称本欲逗留关东，“言中州可指时而定”，志向很大。但是，关东正处在民族仇杀、一片大乱的形势之下，仅凭枋头十几万人的力量，事实上难有作为。《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由于石赵后期尖锐对立的胡汉矛盾的总爆发，石赵末年的民族移动就特别突出。
在这“各还本土”、“交错道路”的数百余万石赵徙民中，滠头集团和枋头集团各自十几万人的规模，应当说在数量上没有什么优势。但是，说到组织之坚固、战力之精良、领导之优秀、集团聚合力之强大，却要首推枋头集团和滠头集团。徙民回归故乡的历史浪潮也驱动着这两大集团，无论领袖人物是否有滞留关东、逐鹿中原的雄图大志，整个集团的意志却是西归。所以，《苻洪载记》云苻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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