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关键词】生态观；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

　　以《史记》、《汉书》为标本进行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比较，历来多有论著发表。如果我们认识到生态也是秦汉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生态观也是秦汉思想值得重视的内容，则不妨试就这两位史学大家的生态观进行比较研究。
　　进行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个性，也可以探讨两汉生态观的时代差异，进而有助于说明汉代思想史和生态史的相关问题。或许由此又可以切入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史和生态史的交点，获得有意义的新发现。

关于先秦时期人与生态关系的追述：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一

　　对于生态环境之作用和意义，以及人与生态环境之合理关系的自觉认识，是在历史前进至于一定阶段方才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的生成，应当看作文明发生和进步的标志之一。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到轩辕黄帝功德，有“治五气，蓺五种”的说法，其文意其实涉及社会进步与生态条件的关系。司马迁又写道，轩辕以军事政治的突出成就，实现了“万国和”的局面，“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其事迹又包括：

　　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有学者指出，这段话，“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1]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段文字之中，还表露了积极的生态意识。如所谓“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体现出顺应自然的原则。所谓“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2]，也体现出与自然相亲和的倾向。关于所谓“节用水火材物”，似乎也是为孔子所肯定的。张守节《正义》引《大戴礼》云：“宰我问于孔子曰：‘予闻荣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司马迁所论先古圣王与“节用水火材物”相关事迹，又有：

　　（帝颛顼）养材以任地。[3]
　　（帝高辛）取地之财而节用之。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引录范蠡的话：“节事者以地。”司马贞《索隐》：“《国语》‘以’作‘与’，此作‘以’，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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