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惠帝何时立太子？

    吕后四年五月废杀皇帝另立新帝。关于此事，卷九的记载，即“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以太后制天下事也”，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谁杀了皇帝之母？亦即帝言中之“后”指“孝惠皇后”或“太后”？二、司马迁既引述帝言“我未壮”，为何又记载“帝壮”？两者似相矛盾。三、这位皇帝何时被立为太子？
    关于第一个问题，《汉书·五行志上》与《外戚传上》的相关记载都明指“太后”。这是可信的。因为，此时“太后制天下事也”；张皇后当时应极年轻，岂有权力杀太子之母？而且，司马迁特别指出她在十二年后株连甚广的诛吕政变中“唯独”幸免于难，证明她先前未曾犯下这个罪行。（注：卷四九《外戚世家》载：“高后崩……卒灭吕氏。唯独置孝惠皇后居北宫。”）因此，此处的含混记述显然是有意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韩兆琦注曰：“张文虎曰：‘壮字疑衍。’(《校勘纪》)按：张说是。后文有帝曰：‘我未壮，壮即为变。’可知此时帝犹未壮也。”（注：韩兆琦：《史记选注》，台北里仁书局1994年版，第176页。）或许基于相同理由，《汉书·外戚传上》的同一记述删除了“帝壮”二字。然而，这个删改正确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解答第三个问题。
    首先，郭嵩焘认为《史记》的记述不可信。他指出张皇后取惠帝后宫之子为子时应在惠帝五、六年；这个小孩即位为皇帝时应只二三岁，被杀时也只不过六七岁。吕后当时大权在握，怎么会因他一两句话而害怕呢？他又是吕后的亲子孙，吕后怎么会如此狠毒呢？（注：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假定惠帝立太子在立张皇后之后，则郭氏的推论便是合理的，“帝壮”的“壮”字就如张文虎等所指的是衍文，那么班固删掉这两字就是正确的。
    问题是，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因为，惠帝立太子应在他即位之初而不在立张皇后之后。司马迁以错乱之笔在卷八《高祖本纪》记载了这件事：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
    梁玉绳指出，这段记述有三个错乱。一、“高祖”称谓错乱，“此时群臣方议尊号，何得先称‘高祖’？《汉书》作‘帝’，是也”。二、“丙寅”前应加“五月”二字。三、同卷最后孤悬无依的“葬长陵”三字应移至“丙寅”之后并删除一“葬”字。（注：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六。）笔者认为，这些应是司马迁暗示此段记述有隐情的错乱提示。这个隐情就是历来众说纷纭的“己巳，立太子”五字。
    这五字班固改写为“已下，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庙”。张守节认为这个改写错误，原文应指“丙寅葬后四日，至己巳即立太子为帝”。《资治通鉴》作“五月丙寅，葬高帝于长陵……己巳，太子即皇帝位”，近似张氏之说。梁玉绳则认同班固的改写，认为“‘巳’乃‘已’字之重，‘立’乃‘下’字之误”，而不同意张氏之说，认为此说与原文的“太子袭号为皇帝”重复。刘辰翁认为“立”字可能是多余的，“‘己巳太子至太上皇庙’甚顺”。王孝廉认为“‘立太子’当是‘皇太子’之伪”。王叔岷指出，前引诸说“梁说较胜”（注：本段引文均见王叔岷《史记斠证》第二册，第351—352页。）。
    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均未得其解。“己巳，立太子”当指刘盈在高帝葬日“丙寅”即位、袭号为皇帝后第三日“己巳”就立太子。
    首先，太子刘盈应在高帝葬日即位为帝并谒祖庙。下列三事可以为证：一、卷九载惠帝死后，“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为帝，谒高庙”。二、文帝被拥立时，“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三、文帝葬后，“太子即位于高庙”（注：两句引文均见卷一○《孝文本纪》。）。此处惠帝所谒者为“太上皇庙”而非高庙是由于此时高帝初崩尚未立庙，“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可证。因此，司马迁将“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十一字载于“己巳”日之后，时序错乱。
    其次，惠帝即位之初很可能以亲身经历就接受群臣的建请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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