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文法错乱；“勃等对曰”应作“平等对曰”。二、“陈平、绛侯曰”称谓不一、文风错乱，而且连错两次，前者为人名，后者为侯号。三、王陵“何面目见高帝地下”的指责直指人心，岂会“无以应之”？四、附和陈平意见的群臣显然都参加了盟誓，对王陵的斥责必然是哑口无言、“无以应之”，岂能公开强辩？五、陈平等的强辩之词“全社稷，定刘氏之后”显然是司马迁依据后事而虚构的。这句话指八年后的“诛吕安刘”政变。陈平等岂敢在此时即萌生此一杀身灭族的阴谋，又岂有公开张扬的道理！（注：关于这个错乱之笔，司马迁也提供了一个“重述错乱”提示。卷五六《陈丞相世家》载：“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在这个记述中，前述错乱都不见了！）
总之，群臣在惠帝死后立即弃守盟约，证明他在坚守盟约之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至死压制了其母的心头大愿，坚守了其父所定的立国盟约，有效行使了皇权。封王封侯之权在皇帝，吕后的愿望在自己当了事实上的皇帝后才实现。可悲的是，实现这个愿望的代价太大了！她尸骨未寒时整个宗族就被灭绝，依据该盟约所建立的帝国结构也几乎完全复辟。（注：吕后所立的王国全数被废。赵国复立，以赵幽王之子为王。原琅琊王刘泽因拥立文帝有功被改封为燕王。齐、楚两国被吕后所削夺的领土全部恢复。吕氏诸侯全部被杀。无功之异姓侯，如张泽，则被废。事见卷一○《孝文本纪》与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
八、高帝是否顾命于吕后？
高帝出生入死以建帝国，他临终前既然昭告天下将以惠帝为继任皇帝，必然对他寄望深重、谆谆告诫、耳提面命。他既担忧吕后的凶狠并对功臣列侯有所顾忌，应会担忧惠帝过于“仁弱”而叮咛他不可软弱。他既担忧吕后会杀害赵王如意与戚夫人，应会嘱咐惠帝要保护如意等刘氏宗族。他既深为废皇后之事所苦并深刻了解立太子的重要性，应会嘱咐惠帝即位后就立太子。他既特别慎重地订定了立国盟约，也应会告诫惠帝要坚守盟约。
除这四大遗嘱外，依常理而论，他也应会对宰相的继任人选预作安排，并嘱咐惠帝要尊重这些宰相。因为，宰相是辅佐皇帝治理天下最重要的人物，而相国萧何当时年纪已经很大。此外，他既担心惠帝过于软弱应会指派元老重臣保护他，就如同指派周昌保护如意一般。然而，《高祖本纪》却记载，他临终前将宰相继承之事交代吕后，也就是以她为顾命之人。这个记载所提到的人与事后的宰相人事大致相符。芮和蒸因而认为，吕后“始终遵循此一(高帝的)人事路线”，颇能“任用贤才”（注：芮和蒸：《论吕后专政与诸吕事件》，《政治大学学报》第20期，1969年。）。
问题是，这段记述是司马迁的错乱之笔，不可尽信。吕思勉指出，这段记述“尤傅会可笑，高祖果有此言，则倒持干戈，授人以柄，以自绝其冢嗣耳”（注：吕思勉：《秦汉史》，第73页。）。的确，高帝晚年常欲废吕后而唯恐不及，岂会托孤于她？岂会将皇帝治理天下的权柄交给她？而且，在当时的男性统治体系下，岂有遗命于女人之理？此外，“上曰：‘……周勃……’吕后复问其次，上曰……”等问答显然是司马迁依据后事而虚构的。“安刘氏者必勃”指周勃将在十五年后灭绝吕后宗族；“此后亦非而所知也”（注：这句话中，“亦非”不通，“亦”字当删；“而”字错误，此字当作“尔”。这些应是司马迁的错乱提示。）指“到那时你也死了！”吕后正是死于其宗族被灭前。高帝连身后数月爱子与爱妃即遭惨死之事都无法预知，岂能预知此二遥远之事？吕后精明异常，听此言后又如何可能重用周勃？
高帝既未嘱咐吕后，那么日后的宰相人事又如何解释呢？赵翼认为惠帝在位时“政由母后”，这些人是吕后所用以“安刘”之人。（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及补编》卷三“吕武不当并称”条，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版。）吕思勉也认为这是“吕后之谋”，并称赞她能重用功臣。（注：吕思勉：《秦汉史》，第73—74页。）笔者认为此说也不成立。首先，如前已述，曹参是惠帝任命的。其次，被吕后免职的王陵显然也是惠帝任命的。第三，吕后主政时的两位丞相陈平与审食其才是她任命的。前者处心积虑地争取到吕后的信任才被任命（注：卷五六《陈丞相世家》载，高帝欲斩樊哙，命令陈平与周勃执行该事，“平行闻高帝崩，平怨吕太后及吕媭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后吕媭谗乃不得行。”同卷亦载：吕后“面质吕媭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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