惧，知过能改。五、其父晚年并非常欲废他，而是因爱戚姬而常欲废其母，但由于无法废他终于未废其母。六、其父临终前下令杀其母妹夫以削弱其母的政治势力。七、使其父决定不废其母的关键人物是张良，周昌的谏净是一场闹剧。八、几乎取代他为皇帝的如意当时只有10岁，个性软弱。九、其父确定以他为继任皇帝后，曾为他举行盛宴以昭告天下。十、他并未“日饮为淫乐，不听政”。他既优礼宰相也勤政爱民，具有忧天下之胸怀，在曹参劝谏后改采无为而治的治国方式。十一、他即位后三天就树立太子。其太子继承皇位后，年约十四五岁时被吕后所杀。十二、他的太子母应在他即位后就被立为皇后。十四、他可能因其母废杀其皇后、强立张皇后而授意纵火，假借天象以示抗议。十五、他可能以不与张皇后生子而反击其母的乱伦作为。十六、他即位之初即因其母欲增封吕氏为王为侯而与其母发生激烈冲突。十七、其父临终前曾嘱咐他宰相继承之事。十八、其父对他的遗嘱至少有五：个性不可软弱、保护刘氏宗族、即位后立即立太子、坚守立国盟约以及萧何死后依序以曹参、王陵等为相。十九、他至死坚守五大遗嘱。
基于前述发现，笔者认为，年轻的惠帝秉性善良，刚毅正直，勤政爱民，既有主见又能接受劝谏，坚守父志始终如一，具有“守成之主”的良好条件。不幸，他的致命政敌竟是亲生母。然而，他誓死遵守父亲的遗嘱，坚决行使皇权，对其母的种种倒行逆施毫不软弱地进行反击。可悲的是，他终于不敌个性刚猛的母亲而抑郁早逝。这应当就是司马迁以隐文所写的汉惠帝的悲剧：一位父皇的孝子，母后的逆子，因孝道矛盾而牺牲的皇帝！
因此，司马迁未将他单独立纪应非由于他软弱颓废，而应另有三个相辅相成的原因。第一个是艺术上的。众所周知，司马迁常将互动关系密切的人合写一传以对比其性格与作为。卷九卷名虽只提吕后，实则母子同传。该卷中与他有关之事虽仅三件，但已表明他与其母的冲突关系。《汉书》将他独立立纪反而淡化了这个关系。二是反映皇权行使的事实，即高帝去世后十五年间吕后在皇权的行使上具有主导性。她在惠帝主政期间具有压制性的影响力，形成令出二门、“两主”相抗的局面（注：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载，平原君游说惠帝宠臣闳籍孺时说：“帝听君出辟阳侯，太后大。两主共幸君，君贵富益倍矣。”），她亲政期间则具有绝对皇权。（注：泷川龟太郎也指出：“史公舍惠帝而纪吕后，犹舍楚怀而纪项羽，盖以政令之所出也。”见《史记会注考证》卷九卷名下案。）三是在司马迁以天下安危为念的史观中（注：司马迁在卷五五《留侯世家》云：“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段话表明了他的史观。），他们母子的冲突无需渲染。因为，这些冲突只是刘吕两大统治家族的家务事而非“天下事”；冲突固然惨烈，但却有如两龙相斗于井，并未殃及人民、危及帝国。（注：此一比喻采自《汉书·惠帝纪》所载惠帝二年“有两龙见兰陵家人井中”。）吕后主政时所关切的也只是分封吕氏与吕刘联姻等家务事，“政不出房户”；所以，他在《吕太后本纪》中的赞词只强调当时的天下大势而只字未提他们的冲突。（注：《汉书·高后纪》将“政不出房户”改为“高后女主制权，不出房闼”。《汉书补注》引颜师古曰：“闼，宫中小门。”依此解读，原意尽失。）
十、奇伟的史才：满纸错乱言，一把春秋笔
本文论证，司马迁记述汉惠帝事迹的主要笔法是“错乱之笔”。他故意误载或虚构史事，在一文中同时撰写“明文”与“隐文”。前者是错乱的记述，后者是隐诲的史实。这些错乱记述，长的多达四五百字，如有关吕后跪拜周昌与高帝重托周昌之事；短的只有一字，如惠帝“请”太后之事。这些记述的共通点是明显违反常情常理、经不起逻辑分析，但经由系统性的考证而解读出来的隐文却都合情合理。本文析论的错乱记述多达十余笔；其中，绝大多数都有两个以上的“错乱提示”，即以明显的矛盾或错乱暗示该记述是错乱的，需要仔细考证才能了解隐情。
错乱提示的种类繁多，本文发现较多的形式有下列四种：
一、“重述错乱”，即一事两记或同字、同词重复出现以呈现真假对比。前者如，有关毒杀刘肥、周昌拒绝吕后使者及王陵责备陈平等事都是一事两记，一真一假。后者如，杀吕产于“厕”是真厕所；置人彘于“厕”是假厕所；曹参“日饮”为真，惠帝“日饮”为假；周昌骂高帝“桀纣之主”为真，高帝自责“桀纣主”为假。
二、“文法(风)错乱”，即遣词用字明显错误或与文法、文风不符。例如：惠帝“使人请太后”的“请”字应作“让”；王陵“让陈平、绛侯”的称谓不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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