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

其中所谓“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正是《月令》所强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禁令。如《礼记·月令》：“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吕氏春秋·孟春纪》：“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
　　《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六月，以“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诏令：“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又永光三年（前41）十一月颁布的诏书也说道：“乃者己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颜师古注：“‘时禁’，谓《月令》所当禁断者也。”《汉书·成帝纪》记载：阳朔二年（前23）春，寒。诏曰：“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对于所谓“多违时政”的指责，颜师古注：“李奇曰：‘时政，《月令》也。’”汉哀帝初即位，李寻就“间者水出地动，日月失度，星辰乱行，灾异仍重”发表意见，以为“四时失序”，与“号令不顺四时”有关。他说：“夫以喜怒赏罚，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设上农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然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民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枹鼓之相应也。今朝廷忽于时月之令，诸侍中尚书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设群下请事；若陛下出令有谬于时者，当知争之，以顺时气。”[45]李寻的论点，也强调了《月令》的权威。
　　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月令》有关生态保护的原则未必不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影响，而《史记》未见直接的记录，可能有多种原因。或许在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盛行之前，最高执政集团并未发布有关的宣传。或许司马迁更为关注的，是人的生命的保护。[46]
　　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班固在汉宣帝以后的历史记录中虽然有多则涉及生态保护，但是依然有所遗漏。例如近年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发掘出土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其中有关于生态保护的内容。如“孟春月令”有：“·禁止伐木。·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九行）“·毋挞剿。·谓剿空实皆不得挞也。空剿尽夏，实者四时常禁。”（一○行）“·毋杀□虫。·谓幼小之虫、不为人害者也，尽九〔月〕。”（一一行）“·毋杀孡。·谓禽兽、六畜怀任有孡者也，尽十二月常禁。”（一二行）“·毋夭蜚鸟。·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一三行）“·毋麛。·谓四足……及畜幼小未安者也，尽九月。”（一四行）“·毋卵。·谓蜚鸟及鸡□卵之属也，尽九月。”（一五行）“中春月令”有：“·毋□水泽，□陂池、□□。·四方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二六行）“·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虫草木……〔正〕月尽。”（二七行）“季春月令”有：“·毋弹射蜚鸟，及张网，为他巧以捕取之。·谓□鸟也……”（三二行）“孟夏月令”有：“·毋大田猎。·尽八（？）月。……”（四二行）等等。开篇称“大皇大后诏曰”，日期为“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47]，明确是作为诏书颁布，然而却并不见于《汉书》。或说“《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48]，或说“《史记》宏放，《汉书》详整”[49]，或比较《史》《汉》，指出“班掾《汉书》，严密过之”[50]，而“详”“密”之中竟然也有我们今天看来不应当出现的遗缺，是值得注意的。有人曾经评价班固《汉书》，谓“固记事详备而删削精当”，“固似繁而实简也”。[51]而其“删削”之选，也是可以体现著者的观念倾向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就彼此相互制约。”[52]如果否认自然史对于人类史的“制约”作用，只承认人类史对于自然史的影响，以为无视自然史的背景亦可以真正认识人类史的进程，掌握人类史的规律，则显然难以使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理想，对于其真实意义，解说者甚多，众议纷纭，至今莫衷一是。如果我们从自然史和人类史“密切关联”、“相互制约”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所谓“天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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