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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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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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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211页，第215页。
[21]黄淳耀：《史记论略·高帝本纪》。
[22]《史通·鉴识》。
[23]张守节《正义》：“顾野王云‘禨祥，吉凶之先见也’。案：自古以来所见天变，国皆异具，所说不同，及家占物怪，用合时应者书，其文并图籍，凶吉并不可法则。故孔子论六经，记异事而说其所应，不书变见之踪也。”
[24]《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25]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98页。
[26]钟宗宪：《〈史记·天官书〉的天象占候及其礼治思想》，《纪实与浪漫——史记国际研讨会论文》，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249页。
[27]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的天地观”，是“朴素的唯物的自然观”。霍有光：《司马迁与地学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69页。认识司马迁的灾异观，还可以参考以下论述，只是其中对于司马迁反迷信思想的自觉性的肯定，不免过度拔高之嫌，似乎还可以商榷：“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相对立的。董仲舒把天和人结合起来，标榜‘天人感应’，司马迁却要把它们分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自然现象的天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分开，并把迷信学说的历史来源、迷信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揭露，是对汉武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打击，本质上是和正统的统治阶级思想对立的。”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1页，第30页。以客观的视角分析，有的学者注意到“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徐兴海：《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唐都学刊》1988年2期。有的学者提醒我们，分析司马迁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应当考察“中国史官的天人文化传统”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验的线索，即史官所履行的天文术数方面的天官职能；其二是理论的线索，又可分为《周易》的天人宇宙观和阴阳五行学说、春秋公羊学的宇宙论及其历史哲学这两个方面。”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页。
[28]《史通·外篇·汉书五行志错误》。
[29]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4页。
[30]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被看作这种识见的表现。
[31]论者举例说：《刺客列传》写豫让行刺赵襄子未遂，豫让要求击襄子的衣服然后自杀。襄子同意了他的要求。司马贞《索隐》在“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下曰：“《战国策》云：‘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吴汝煜：《司马迁与孔子治史态度的比较》，《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19页。
[32]蒋中和：《眉三子半农斋集》卷二《马班异同议》。
[33]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5页。
[34]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说，太史公纪事，“其间残阙盖多”，以致有“词省”、“事核而文微”的特点，“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而《汉书》成书晚，“所以条流更明，是兼采众贤，群理毕备”。就灾异史料的集中而言，确实如此。
[35] 史念海曾经对于《禹贡》著作年代进行过研究。他认为《禹贡》的成书当出于魏国人士之手，其成书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70年至前362年之间。这一期间，魏惠王上承晋国旧风，积极图霸。“《禹贡》这篇地理名著就是魏国人士在这期间于安邑撰著成书的，是在魏国霸业基础上设想出来大一统事业的宏图。迁都大梁之后，也许还继续有所增删修订。”不过其著作年代至迟不能晚于公元前334年。这一年魏齐两国在“徐州相王”。“相王”是互相承认霸业。这显示魏国霸业的衰落，大一统事业已经无从说起。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91页至第434页。
[36]张大可：《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述论》，《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04页。
[37]《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分关中为四国”，“分关中为汉”，《项羽本纪》：“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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