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制，左右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溯而考之魏、晋、宋、齐、元魏，下而考之陈、北齐、后周、隋，亦莫不有之，参见于九品十八班之间。元魏初又尝置散官五等，其品至第五第九(应作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阙则取于其中以补之。盖皆以储才待须，而亦与诸职事官均分其劳佚也。

依岳珂所论，南北朝“莫不有之”的诸大夫只用于“以养老疾”、“储才待须”，散官的性质依然故我。不过有一个进化岳珂却没看到：曾在阶官化道路上滞后不少的诸大夫和东西省散官，在西魏北周曾发生过一次质变的飞跃，由此演化为首尾完整的位阶序列了；其时军号与散官的两列分立，显已构成唐代文武散阶体制的先声。
　　文散官的阶官化在魏末骤然加速，与魏末以来的名号滥授、尤其是“双授”，实有密切关系。“双授”令军号得以发挥一种“拉动”作用：先已成为散阶的军号，通过“双授”而把自身性质“传递”给了文散官，将之“拉”入了位阶的境界；由于军号的序列化程度高得多，通过“双授”时的一一对应关系，军号便把零落散乱的文散官也“拉”成了首尾完备的序列。质言之，魏末“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的“双授”，对文散官的散阶化和序列化，曾构成了强劲的“拉动”因素。
　　然而魏末的名号滥授毕竟是一种弊端，军号与散官的“双授”又混淆了文武职类。为此，东魏北齐政权选择了与西魏不同的态度，雷厉风行地抑制名号滥授及文武“双授”，史称“始革其弊”。不过对“正规化”、对“文治”的这种寻求，却使诸多散官回复了原有性质，阻碍了其阶官化进程。岳珂说南北朝散官“盖皆以储才待须”，这个论断不足以论西魏，倒还合于北齐(及南朝)的实情，在那里诸大夫仍是优崇元老、安置冗散的散官而已，而非阶官。不过对西魏“军阶与官阶一致化”这个进展，北齐统治者还是砰然心动了，步其后尘，依官阶重新安排了军号的排序。
　　隋廷面对来自北周、北齐和梁陈三方面的制度资源，在这个百川归海、承上启下的当口，散阶制进程一度呈现了大幅度的动荡摇摆。岳珂所述过于琐细，兹不赘引了。相关事件大略包括：隋文帝用上柱国到都督的11等“散实官”，与翊军等43号军号共同构成本阶，开皇六年(586年)又创设“八郎八尉”；隋炀帝以九大夫和“八尉”构成本阶，后来又创设谒者台九郎；唐高祖起事之初把这些名号全都利用起来，以酬奖将吏。这等于是一轮官阶大实验，各种位阶优劣各现，便推动了随后的进步。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便着手清理，初步规划出文散官、散号将军和勋官三个序列。文散官由开府仪同三司、诸大夫、诸散骑及16种郎官构成，军号包括辅国到游击共12号；勋官方面则形成柱国、大将军、都尉、骑尉的组合。
　　最终，散阶制的进化来到了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的当口。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令，以光禄大夫等11个大夫加16个郎官构成文散阶，以骠骑大将军等13号将军加16个校尉、副尉构成武散阶，以柱国、护军、都尉、骑尉等构成勋官。岳珂谓： 

　　按阶、散、勋官，在前世合于一，至唐则析而为二。……而唐乃析之。郎、大夫之秩，光禄、中散之养疾，儒林、文林之待问，一归之于文散；散号将军参取杂置，益以校尉，一归之于武散；柱国等号，本以酬劳；武骑诸称，并同郎位，一归之于勋官。则散阶也，勋官也，唐虽因隋，而所用未尝因隋，有职者改为虚名，徒名者置在兼秩，是所谓前世合于一者，而唐则析为二。

隋文帝的散实官加军号，隋炀帝的九大夫加八尉，都是既以进阶、又以酬劳的单一序列。而到唐代，首先散阶与勋官“析而为二”了，其次散阶中的文阶、武阶也“析而为二”了。到这时候，唐代散阶制就算基本定型了。 

四、动因与意义的进一步分析

　　汉唐间禄秩等级到文武散阶的发展，以上的叙述勾勒出一幅概貌。读者能感到这个叙述有其特别的取舍，某些事实被置而不论，某些事实只是约略言及，某些事实则得到分外的关注。其原因则在于我们采取了“品位-职位”视角，这就是叙述时的取舍原则。而且，上一节采取了尽量简洁一些的笔调，而把进一步的分析留给了本节，这样层次可以清楚一些。
　　本书的目的，是探讨不同的分等类型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和“自利取向”的相互关系。为此，我们首先论证了周代官员等级制是一种“品位分等”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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