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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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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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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借此表达但求荀活的心情。言谈话语中无意传达出“市”地位之低下。颜之推批评时下嫁娶风气：“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88]鄙夷世风以“市井”为比，在颜氏头脑中“市井”自然不足以令人称道。市廛为人所轻，活跃其中的商贾地位当然也高不了。魏收述南朝宋明帝刘彧时称他“纲纪不立，风政颓弊，”表现之一便是“四军、五校、羽林、给事等官皆市井佣贩之人”[89]，依作者之见，商贾是没有资格为官的，否则就是荒政。这里暗含褒贬，亦暗含高下判断。《北齐书·和士开传》载，河清、天统以后，士开威权转盛，“富商大贾朝夕填门，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会，甚至为其假子，与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90]所谓“市道小人”指的正是“富商大贾”。这些人尚被目为“市道小人”，一般商贩之地位更可想而知。
“市道小人”一词道出了士人思考问题的立场与分类原则。他们在认定人的身份、行为时仍未跳出君子、小人二分的老框框，强调的仍是两者的高下之别。“君子”据说经历了从身份地位的概念逐渐转化为道德品质内涵的过程，该过程完成于孔子[91]。不过，北朝时“君子”仍包含身份地位上的意义。具体来说，即九品以上官员，均为君子；以下无论官、民均为小人。北魏孝文帝曾对刘昶说：“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92]其子宣武帝亦承此说，曾对明亮云：“九流之内，人咸君子。”[93]核诸史实，宣武帝言此意在抹平文武之别，但亦再次肯定了孝文帝所说。九流之内属君子，其外尽为小人，应是当时的一般标准。
对于“君子”当然有一系列规范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无故不观市。《周礼·地官·司市》“国君过市，则刑人赦”句郑玄注“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处，君子无故不游观焉。”这话北朝士人并不陌生。北周宣帝不修德政，数行赦宥，乐运上疏谏言：“臣谨案《周官》曰：‘国君之过市，刑人赦’此谓市者，交利之所，君子无故不游观焉。若游观，则施惠以悦之也。”[94]即是一例。《周礼》一书在北朝颇受重视，大到北魏官员班禄、三长制、北周官制，小到孝文帝置夫嫔之列、北齐明堂制度[95]，均受到《周礼》的影响。当时通《周礼》的儒生亦不少。《北史·儒林传序》称“诸生……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北朝时为《周礼》作疏的有刘芳、沈重、崔灵恩[96]、熊安生等。对于《周礼》南北同尊郑玄注[97]，其说必为儒者所熟悉。乐运引郑注而加删节，更突出了市为交利之处这一点，要求君子没有原由不应游观。君子尚且如此，作为以德治天下的皇帝，自然更不应当随意出入市廛。卢思道等抨击高洋，理由盖在此。
质言之，视“市井”如禁囿，游走市里为罪过并非仅仅由于郑玄的一句经注，还与孔子以来儒家反复强调的君子小人行为、追求上的不同有莫大的关系。《论语·里仁》中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范宁解释为“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98]。义利上的取舍乃是区分君子小人的重要标准。先秦时期义利问题上众说纷纭[99]，秦汉以后，孔子所创的贵义贱利说则一跃为主导，《新语》、《淮南子》、《说苑》、《礼记》、《潜夫论》等都昌明孔说[100]。市既是小人争利、交利之处，身为君子或身份上已为君子者自当退避三舍。北朝时圣贤古训并非陈列在儒家经典博物馆中的展品，而是活生生地根植于人心。当时情形是“《论语》、《孝经》诸学徒莫不通讲”另有权会等人“多自出义疏”[101]。圣人的教诲儒生自然谙熟于心，影响其思考与行动。
汉代以降，不但以义利别君子小人的价值标准大行其道，随着官僚政治的定型，还形成了一套更具体的解释，即“禄足代耕”说。董仲舒对策中指出“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认为“尔好谊，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向邪而俗败[102]。王符也阐发上古班禄之制：“其班禄也，以上农为正，始于庶人在官者，禄足以代耕，……是故官政专公，不虑私家，子弟事学，不干财利，闭门自守，不与民交争，而无饥寒之道。”[103]不仅点出班禄的用意，也明确解释了食禄者的职责。北魏初，官吏无禄，此说自然无市场，班禄后，则又成为理论武器。孝文帝时曾讨论是否断禄，高闾据此说阐发了一番，认为“下者禄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义”，臣受禄则感恩，则贪心止，竭诚效力，不侵民等等[104]。北魏正光三年（522年）十二月关于禁止官员与民争利的诏书也提到“七品六品，禄足代耕，亦不听锢贴店肆，争利城市。”依据的还是同一理论。
君子小人义利之别不仅是儒生士子约束自身的要求或自相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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