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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诸赋与军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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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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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和五年（公元前44年），曾两次赐给宗室有属籍者马匹“一匹至二驷”[17]。“二驷”即8匹。《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诏曰：“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汉平帝元始五年距汉元帝初元时不过50年左右，而“宗室子”为10余万人。据此估计，在汉元帝初元时，宗室有属籍者大概也会有几万人，而这两次赐马的数量则应以万计。
四
汉代按人征收的诸赋还包括成年男子的代役金，即更赋。汉代的成年男子，每年要为官府供应一定的劳役，可以亲身服役，也可以出钱代役。《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公元前７７年）诏曰：“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注引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更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为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照如淳所说，在内地服役，一月一更，不去者可雇人代役，工钱是２０００钱；去边境做戍卒，每年３日，不去者须缴纳３００钱给官府，由官府发给戍者。由于大多数人并不亲身赴边，而是缴纳３００钱的代役金，这笔代役金就成了一种赋税，称“过更”，又称“更赋”。
“戍边三日”有可能是源于古制。《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董说应是指周朝或是更早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的制度。古时百姓役轻，活动范围小，故有三日之制存在的可能。到了后世，这种役制已不能再实行，遂蜕变为一种税制。
征收更赋的记载，最早见于前引《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四年诏。是年为汉昭帝即位后的第十年，因“帝加元服”（举行冠礼），故免收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以前拖欠的更赋，以示恩恤。由此可知，在元凤三年以前已有更赋。
更赋应是在边境和平而少戍卒的形势下出现的。西汉的边事，大致可以汉武帝晚年为分界，此前纷繁，此后转为消歇，戍卒的数量在此前后有很大的变化。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从汉武帝元狩末到天汉初的近20年间，戍卒的人数持续增加，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时曾经超过60万人。但汉武帝在晚年改变了态度。他发布轮台之诏，“深陈既往之悔”，改行思富养民的政策，“由是不复出军”[18]。
到汉宣帝时，戍卒的数量已相当少了。《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上汉宣帝书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在汉宣帝神爵年间，北方的边境线上仅有戍卒数千人，到五凤年间又削减了20%。又《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夏侯藩谓匈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汉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寒苦，候望久劳。”其时张掖郡三都尉仅有士卒数百人。可知在西汉的后半期，戍卒的数量是不多的。
不去服戍边之役的成年男子缴纳代役金。由于自汉武帝晚年起戍卒的数量开始减少，故更赋有可能是在汉武帝晚年出现，或是从那时起逐步定型的。汉昭帝以后，关于“更赋”、“过更”的记载开始在文献中零星出现。如《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向汉成帝“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注引张晏曰：“‘一切’，权时也。”此处的“过更”即更赋，但未知所谓“增赋”是增加“过更”等的征收数额还是临时增置这些税项。又《汉书·王莽传》：“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罷癃咸出。”这条材料表明，至少在西汉末年，征收更赋已是常制，而且“罷癃”——废疾之人也不能免，可知其征收范围不小。
到了东汉，文献中有关更赋的记载显著增多。以《后汉书》帝纪中的记载为例：中元二年（公元５７年），汉明帝因羌人在陇西造反，发天水三千人，“复是岁更赋”。永平五年（公元62年），因元氏县为明帝生地，“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９４年），优恤流民还归者，“复一岁田祖、更赋”。永元九年（公元９７年），诏曰：“今年秋稼为蝗虫所伤，皆无收租、更、刍稿。”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１１０年），“诏以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筭、刍稿”。元初元年（公元11４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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