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伽又欲筑城，并立寺观，敦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

突厥的生活方式为逐水草，居处无常，因游猎生活而人皆习武，骠悍善战。不但突厥如此，铁勒、薛延陀、吐谷浑、党项、契丹、奚等也都主要以射猎为生。置于城傍，不城居，正因其俗。《曲江集》卷八《敕契丹王据捋可突干等书》略云：

　　部落初归，应须安置，可与守造审定，务依蕃部所欲。想其沃饶之所，适彼寒暑之便。

时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这部分内附契丹人为幽州城傍，安置时“依蕃部所欲”，择水草肥美处，适彼之便。《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遣牛仙客往关内诸州安置六州胡敕》略云：

　　古之降虏，皆置边郡，将遂畜牧之性，以示柔怀之德。

置于城傍边界内，正为遂北方民族畜牧之性。城傍部落以射猎游牧为业，故而轻税州以羊为税。

　　但内附蕃族对大唐帝国的最主要贡献并不在于羊钱，而在于城傍子弟作为唐前期各战场上所倚赖的冲锋陷阵的力量。《通典》卷一九O边防典吐谷浑条郭元振上安置吐谷浑状曰：

　　何如分置诸州，使每州皆得吐浑役使。

“役使”，主要指的是征行。《六典》卷三在内附蕃胡下注“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则体现了唐前期战争的主要特色。《唐大诏令集》卷四二《止和蕃公主入朝制》略云：

　　奚有五部，宜赐物三万段，其中取二万段，先给征行、游奕及百姓。

可见城傍子弟被征行及充游弈兵是极为平常的事。游弈，《资治通鉴》卷二O九景龙二年三月条胡注云：

　　杜佑曰：游弈……其副使子将．并久军行人，取善骑射人。

游弈兵为骁勇善骑射者充，西州城傍突厥骨逻拂斯维游弈首领，即是一例。可见城傍子弟不但多被征行，而且在征行兵中也是最骁勇善战者。轻税州部落百姓，即城傍子弟，因善骑射，每年秋冬二季集于本军（即所隶属之军，如河东城傍隶天兵军，朔方城傍隶丰安、定远军等），春夏放归部落，不占国家正式兵员名额，战时征行，自备鞍马，与边兵共同作战。唐将内附蕃族置于城傍，固然是因其便俗，也使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及以血缘为主的部落组织保存下来，而这二者，正是中国古代战场上战斗力强弱的关键。[18]

　　唐代武功卓著，世所共知，但唐代何种军事制度使前期在边境上开疆拓土，战功赫赫呢？战场上主要仰赖的是何种兵呢？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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