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由于对外作战频繁、府兵制崩溃所造成的兵源紧张，不限蕃汉成为开天年间的征兵原则。如《册府元龟》卷一二四帝王部修武备门开元八年八月诏略云：

　　宜差使于两京及诸州，且拣取十万人，务求灼然骁勇，不须限以蕃汉。

这次征兵．只论勇否，不限蕃汉。又如同书卷一一八帝王部亲征门开元二年亲征吐蕃时，要求“差取后军四万人，诸色蕃兵二万人”，同书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门开元十五年制，“河西道蕃汉兵团结二万六千人”，以备吐蕃，团结兵也因蕃人而团，这与前论取侧近人充军镇兵是一致的。它是城傍制逐渐消失过程中出现的现象。

　　《新唐书》卷一三三郭虔瓘传载玄宗赐诏云：“自开西镇．列诸军，戍有定区，军有常额，卿等所统，蕃汉杂之。”安西诸镇兵本身就有蕃汉两种构成．这在城傍兵向额内兵转化过程中并不罕见。开元初已知此，天宝年间诸军更是蕃汉相杂了。如安禄山并阿布思之众，其部同罗兵便入范阳兵额内，可见天宝年间直接取蕃兵为额内兵的现象更为普遍。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表请蕃将32人代汉将，[40]则表明其额内边兵中已多为蕃兵以代汉兵，故能升蕃将来代替汉将。

　　城傍由不居后逐水草的部落生活逐渐汉化，由隶部落酋长到部落寒人以武勇起家升为军将而隶节度使，由军镇兵补充到向额内兵转化，固有的城傍制度慢慢消失。但导致城傍最后解体的是安史之乱。

　　开天时城傍兵向定额兵转化，但边军镇城界内仍有大量城傍部落。安史乱后，安禄山拥所部兵起范阳，驱东北城傍挺进中原．《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所云：“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人据河朔，其部落无存者。”东北城傍成为定额兵分布于河朔三镇，幽州、营州界内的部落不复存在了。西北城傍随哥舒瀚讨范阳在潼关全军覆没，西北诸州陷干吐蕃，城傍制无存。朔方及河东城傍聚于朔方军麾下与安史抗衡，战事频仍、兵源紧张之时，朔方兵不再区分汉兵与城傍，城傍完全成了额内兵，北方城傍也不存在了。城傍的彻底消失，使大唐帝国的军事史掀开了另外一页。

　　唐后期也有内附蕃族置于边境内者，这些内附蕃族不但没有了唐前期的规模，而且这些蕃族兵马不再是城傍子弟，而是分隶诸道，成为诸道正式兵员（健儿）。如《唐会要》卷九八回纥条记载，“先是，回纥宰相温没斯特勒将其家属及麾下数千人来降……其军士分于诸镇收管，用壮骑兵”。这与前期维持蕃族部落营生，战时自备鞍马出征的城傍制度迥然不同。城傍是唐前期对内附蕃族的军事制度，它与府兵的兵农合一类似，只不过是兵牧合一而已。府兵瓦解、募兵制的发展引起了城傍制的变化，但真正使城傍消失的是安支乱后唐军事形势。

　　安史乱导致了城傍制的最后结束，但城傍对唐后期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义儿制上。唐后期及五代普遍盛行义儿制。《新五代史》卷三六义儿传序略云：

　　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虎＋武）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至其有天下，多统一成功业，及其亡也亦由焉。

五代义儿更盛，故欧阳永叔从贬斥势力、尊崇气节的角度作义儿传，指斥“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的现象。这是宋代史家史观的体现。但若究唐后期义儿制出现之源，则可以发现，义儿制是城傍向额内边兵转化时出现的现象，义儿制是代替城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制的产物，它因城傍变化而产生。《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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