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交通通信组织以“馆驿”为代表，这从《唐会要》以“馆驿”立项即可明知[1]。但同时，唐代文献上还有“传”和“递”，它们与“馆”、“驿”以及“邮”等语义交叉、互为影响，构成了相当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无意研究唐代所有的交通通信组织及其职能，只想就其中的“传”“递”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众所周知，“传”在汉代十分兴盛，“递（铺）”在宋以后也形成为固定的制度。那么，唐之前的“传”到唐代变得怎样了？宋以后的“递（铺）在唐代又是如何起源的呢？关于唐代驿制传制的研究自三十年代以来已有许多成果，其中重要的有陈沅远《唐代驿制考》[2]。文章是研究唐代驿制的开山之作，但基本没有涉及“传”“递”。四十年代又有日本学者青山定雄的《关于唐代的驿和邮》[3]。文章着重研究了驿和传的关系，认为“传”指传车，“传马”设在驿中，并认为唐玄宗以后普遍设置了“邮”。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开展，又有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4]。文章认为传马不用于驾车、不设在驿内，在速度和用途上均不用于驿马。文章主要研究的是唐代前期西北地区的情况。进入九十年代，日本学者荒川正晴发表了《唐代驿传制度的构造及其运用》[5]。文章十分强调传制的作用，认为它和驿制共同构成了唐代的交通系统；驿制的运用受条件限制，而由县管理的、承担日常公用交通、运输的传制则起更大作用，它在律令制度崩坏后仍然继续存在。后二篇文章都没有涉及到“递”。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时代的沿革，试图勾勒出“传”在唐代消亡、“递”在唐代发展的一个粗浅脉络。
（一）
先看传制。按汉代的传制包括传车、传舍、符传，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例如有关于传置、驰传、乘传的具体规定等）。汉以后，传与驿的功能渐趋统一。那么，到了唐代，传还是独立于驿的一个实体吗？唐政府是否仍然对传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呢？或如荒川所说，“传”真是在整个唐代、在全国范围内与驿制平行的、支撑唐代交通体系的一大支柱吗？遍查唐代律令，我们没有找到有关“传制”的规定。在基本法律如《唐律》中，有关于“给驿马驿子”的规定，也有关于“乘驿马依驿路向前驿”的规定[6]，但涉及到所谓的“传”，只在有关牲畜管理的《厩库律》中谈到了“传送马驴”[7]。再看作为行政法典的《唐六典》，其中有关于置驿的全套制度[8]，包括驿的数量、间隔、管理、驿马、驿丁、给券等，但关于“传”，除了有“传驿”二字之外[9]，没有其他任何规定[10]。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那种支撑唐代交通体系的“传制”是并不存在的。“传驿”之“传”不过是讲“驿”所具有的职能中包括有“传送”“传递”罢了[11]。
唐代没有“传制”并不意味着唐代没有“传”。由于唐人喜用古时词语，致使涉及“传”时往往语义混淆。分析这些混乱，抛开其中那些似是而非的部分，我以为唐代文献中的“传”至少包括有下述三种含义。
一、传舍。这是大量出现在唐代文献中的词语。研究含有这一词汇的史料，我们发现所谓“传舍”实际指的就是“驿”。引二条史料如下：
刘禹锡《管城新驿记》：“新驿成……庭容牙节，庑卧囊橐……主吏有第，役夫有区，师行者飨亭，孥行者有别邸……其传舍之尤乎[12]？”《旧唐书·王玙传》云：（巫与中使分行天下），宿于黄州传舍。刺史左震晨至，驿门扃鐍，不可启。震破锁而入，曳女巫阶下斩之。传舍指驿，特别指驿中用于住人的设施，但“传舍”并非法律用语。随着同样具有留宿官客职能的“馆”的普及，称“馆驿”者逐不增多，这时文献中的“传舍”又同时具有了“馆驿”的含义。白居易曾对“得景（丙）为私客，擅入馆驿，欲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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