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说：进爵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周书》卷三五《崔说传》2/614)
梁羽：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周书》卷二七《梁椿传》2/452)
高宾：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周书》卷三七《高宾传》3/670)
杨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隋书》卷四八《杨素传》5/1294)
强独乐：周明帝元年，大周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军都县开国伯强独乐。(《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三《强独乐文帝庙造像碑》)
萧太：蒙授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仍为持节、都督、永州刺史；以保定五年除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庾信《周大将军义兴公萧公墓志铭》3/1007)
由此“双授”规律，我们就能纠正某些古籍的错误，庾信《周大将军襄城公郑伟墓志》3/939：“仍除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迁骠骑大将军、开府，加侍郎。”语中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必衍“开府”二字；而文末之“加侍郎”，必当作“加侍中”。[12] 西魏“九命”时其中并未列入侍中、散骑常侍二号，不过从《卢辩传》可以推知，这两种散官并未废止，二职的加授现象也常见于史籍。只是周武帝建德四年改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改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此后一度不见了侍中、常侍二职。不过《初学记》卷十二“侍中”条2/280：“后周宣帝末，又别置侍中，为加官。”大约到了周宣帝时，又恢复了加官侍中之职。又《唐六典》卷八182谓“后周散骑常侍为加官”，常侍的变动大约与侍中相似。至于利用“双授”规律修正石刻录文的情况，除已见于上者之外，又如《北周鲁恭姬造像铭》[13] 有“天和二年六月十□□和□□左员□□郎……”一句，我们有相当把握将之复原为“天和二年六月十日威烈将军左员外侍郎”。
当然，史料中单授军号或文散官的情况，在此期也同样常见。不过我的看法是，事实上的“双授”仍应比史料中所见更多一些。多数情况下史传不可能详记个人的所有历官，必然经常略其军号或略其散官，而这就意味着，有些就史料看只拥有军号或散官二者之一的人，事实上还可能同时拥有着另一种散秩。
此外还有些同时拥有军号和散官，但二者并不处于同一阶级，也就是说不符合上揭“双授”规律的事例。例如《唐罗君副墓志》：“曾祖和，周中散大夫、冠军将军。”[14] 如按“双授”惯例，七命冠军将军本与太中大夫相应，辅国将军方与中散大夫相应。又《唐左法墓志》：“父广，天和年中，诏授扬烈将军。……□迁□□将军、左员外常侍。”[15] 但扬烈将军恰好与左员外常侍相应，左广后来所迁的“□□将军”，不知何号。又《金石萃编》卷五六《唐于志宁碑》：夫人宏农刘氏，曾祖延，周使持节、左光禄大夫、都督、骠骑大将军；《周书》卷三六《刘志传》3/649：“世宗即位，除右金紫光禄大夫、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刘延、严忻、刘志军号与散秩的对应关系，都与上述“双授”惯例不甚相合。尤其是以下造像题记：《金石萃编》卷三七《宇文达造像记》周天和五年，持节、骠骑□□、□金紫光禄、□□刺史、都督、乌□□开国子宇文康；《金石萃编补遗》卷一《甘州刺史宋金保等十七人造像记》：天和元年十一月，邑胄肆浩父镇远将军、左银青光禄、步兵校尉、故县开国伯、帅都督严忻。这两条材料时间均在北周天和年间，但军号与散官的对应均与前揭“双授”规律不合，很可能引发疑问。
可以推测这至少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史传省文与罗列历官因素，史传对某人的不同时期所居官职做摘略记述，所罗列的乃是所历之官，而非同时拥有的官号。即使在造像题记中也存在着这类现象。例如《八琼室金石补证》卷二三《昨和拔富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记》有“南面斋主、虎贲给事、中散大夫昨和富进”，而虎贲给事与中散大夫均在北周散官序列之中，前者在正四命上阶，后者在从七命下阶。显而易见，一个人不大可能同时拥有同一序列中高低各异的两个散官头衔，我想这虎贲给事与中散大夫是昨和富进先后所历之官。这就证明，即使是造像记题名列衔，也存在着罗列历官现象。其二，是在某个时期军号与散官序列及其对应关系曾有过变化调整，但我们不知道其确切细节。无论如何，对这些矛盾记载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