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是先列军号、后列散官；《北史》和《通典》，则以军号与散官相间，采取“一军号、一散官、一军号、一散官”的排序。进而《北史》和《通典》依然同中有异：在官名涉及左右之分时，《北史》一律以冠“右”者居前，《通典》则先之以“左”而后之以“右”。对这“左右”问题，周一良先生指出北周官制以“右”为尚^[2]，我们也能提供更多证据来支持和深化这一看法。^[3]总之，《通典》于此有误，《北史》的记载则是可取的。王仲荦《北周六典》卷9“散官”部分依照《通典》以“左”居前，略失稳妥。
 　　至于对《北史》、《通典》军号与散官的交错排列，周先生认为：“古代石刻署列人名官名有时分别为上下两列，上列读尽然后接下列。后人钞录时往往误上下列为一行。以前引七命从类诸官为例，原本格式应是冠军将军与辅国将军以类相从，并列为上排；而太中大夫与中散大夫等文散官并列为下排。钞录者不解，于是以下列之太中大夫连上列之冠军，而下列之中散大夫遂与上列之辅国相连。其他各命亦皆类此。《北史》与《通典》官名次序之杂乱，当皆由此致误，不如《周书·卢辩传》之正确也。”
 　　这个论断无疑很有启发意义。同时，在九命18级的各个等级中还列有其他官职。这尤以《通典》所载为详，在四、五命以下，有时一级上的职事官名达上百种。在众多官名中，上述军号、散官却总是每级4个官名，以一军号、一散官的次序记于一处、自成一类，从而与诸地方官、府佐、职事官等区分开来。我们认为这种“两两相间”或“一武一文”的排序，并不仅仅是一种“杂乱”，它有其特殊意义。《周书》采用了“左、右光禄大夫”一类笼而统之的叙述，这无疑是一种简化记法；不过它简而不明，使《北史》那种相间排列的意义，隐而不显了；而从这种排列中，我们本能推导出某些很有意义的事实。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周书·卢辩传》的简化记法颇为不妥，而《北史》、《通典》，在这一点上反倒是可取的。
 　　那么，从这种“一武一文”的相间排列中，究竟能推导出些什么东西呢？我们的回答是，能够推导出上阶和下阶的存在。以正八命为例，骠骑将军与右光禄大夫，我们认为构成了上阶；车骑将军与左光禄大夫，我们认为构成了下阶。同理，就周先生所举的从七命而言，冠军将军之所以与太中大夫相联，是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上阶，辅国将军之所以与中散大夫相联，是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下阶。
 　　让我们从表中的高端始。在正九命中，柱国高于大将军，二者显然分别构成了上阶与下阶；在从九命中，骠骑大将军高于车骑大将军，二者显然也分别构成了上阶和下阶。直到这份表的下端的从九命一级，其中武威将军、淮海都尉为上阶，而武牙将军、山林都尉为下阶。也就是说，《北史》、《通典》“一武一文”的排序，看上去是一种混淆文武的“杂乱”，其实却有其道理。据此而排列出上述军号散官表的并不“杂乱”，反倒是井然有序。
 　　九品官品出现于曹魏后期。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又把这9个等级析分为正、从、上、下。三品以上只分正、从，四品以下正、从再分上阶、下阶。这样，九品共计有30个等级。西魏的“九命”制度，亦承用正、从之法，计有18级。不过如前所述，如从军号和散官的角度看，正、从各命中仍然有上、下阶之分。这便意味着，这“九命”的实际等级，其实有36级。显然，这仍是沿用孝文帝的正、从、上、下之法，略作变通而已。
 　　据《北史》及《周书》之《卢辩传》：周武帝建德4年，在正九命中增置上柱国、上大将军；在九命中，改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改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增置上开府仪同大将军、上仪同大将军。这样，就使正九命和九命进而各自区分为4个等级了：

正九命

上柱国

柱国

上大将军

大将军

九  命

上开府仪同大将军

开府仪同大将军

上仪同大将军

仪同大将军

 　　表中的这8级戎号，再加上八命的大都督、正七命的帅都督、七命的都督，共11级，一起构成了另一个“戎秩”序列。这戎秩序列与军号、散官是有区别的，但无论如何，戎秩的前8级，已进而使得正九命和九命两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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