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茂：迁振威将军，给事中；……转泾州总管府司录，宁远将军、右员外常侍；……蒙褒赏，授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

李和：魏末，除安北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入西魏北周，累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寇遵考：仕魏为奉朝请，加威烈将军；……周元年，除扬烈将军、左员外常侍；俄而加建节将军、诚议；武成二年，除前将军、左银青光禄；……又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寇奉叔：庄帝时，又授威烈将军、奉朝请；转〔宁〕远将军、步兵校尉；西魏时，授安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北周时，改授骠骑将军、右光禄。

黎景熙：魏末，迁镇远将军、步兵校尉；从侯景，授银青光禄大夫，加中军将军；西魏恭帝元年，进号平南将军、右银青光禄大夫；孝闵帝践阼，加征南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从军还，除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天和三年，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由此可见，军号与散官不仅经常同时授予，而且它们还往往同时变动。陈茂有3次散秩变动，都采取了“双授”形式；李和4次散秩变动为“双授”，其中1次在魏末；寇遵考有5次散秩的变动为“双授”，其中1次是在东魏。寇奉叔4次“双授”，有3次是在北魏和西魏；而黎景熙6次“双授”，3次在北魏、西魏，3次在北周。就是说，还是在西魏颁行“九命”之前，“双授”就已是通行的做法了。到了“九命”问世，军号与散官间建立了制度化的对应关系；那么这时的“双授”，即使不是基于法定制度，至少也是由惯例而形成的制度。
 　　庾信《周兖州刺史广饶公宇文公神道碑》是这样赞美郑常之父郑顶的3/910：“银青、金紫，方于温羡、傅祗；镇南、征东、比于刘弘、荀顗。”又其《周骠骑大将军开府侯莫陈道生墓志铭》赞侯莫陈道生之授骠骑、金紫：“赵俨之为骠骑，正驾单车；张堪之拜光禄，长乘白马。以斯连类，朝野荣之。”可见同时拥有文武散号，在时人看来真是个吹捧的口实或夸耀的本钱。诸如中郎将、都尉、武贲给事、武骑常侍、武骑侍郎及诸司马等等名为武职，它们与军号的“双授”，还可以说只是一种名号之滥；至于诸大夫、员外常侍、员外郎、给事中、奉朝请等文散官之与军号的“双授”，则进而还导致了文武职类的混淆不分。这颇能显示西魏北周政治的特殊之点，例如它以军事立国，文武不分、“选无清浊”的特色。那么为弄清这“双授”的由来为何，在就让我们转向此前的北魏，来考察其来龙去脉。 

三  北魏的滥授与“双授”

 　　制定“九命”之前的大统年间中，西魏统治者为笼络将士计，对名号的授予毫无吝惜珍重之意。诸如“侍中  骠骑大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散骑常侍  车骑大将军  仪同三司”这些崇高的名位，其授予颇为轻易，拥有者比比皆是；诸大夫与各种重号将军的“双授”，也已习以为常。

 　　进一步的考察显示，这种名号猥滥乃是其来有自。据《魏书》卷75《尔朱世隆传》，前废帝元恭时，尔朱世隆为尚书令而总朝政，这时他曾有如下举措：

 　　又欲收军人之意，加汎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

 “皆以将军而兼散职”，即凡是授予了将军号的，同时也都授予文散秩；“督将兵吏无虚号者”之“号”不只是指军号，也包括着文散官，这主要就是“五等大夫”之类。换言之，尔朱世隆用来“收军人之意”的手段，正是军号与散职的“双授”。

 　　我们推测，在此之前想必已有不少类似现象，因而才吊起了广大将士们的胃口；再经尔朱世隆的推波助澜，这“皆以将军而兼散职”之事，就更变本加厉了。为了弄清这一情况，我们不惮其烦，从史书碑志中搜录了上千人次的“双授”材料(包括赠号在内)，烦琐的排比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根据史料排比首先可以肯定，在魏末军号与散官的“双授”确实已是通行的做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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