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郡长官者任满还朝，就经常采用征授大夫(当然这时也往往晋升军号)的方式。例如崔延伯为并州刺史，还朝为金紫光禄大夫；薛安都自扬州刺史还朝，除金紫光禄大夫；元法寿为安州刺史，征为太中大夫、加左将军；等等。在州任已解、新职未授的期间，所授予的大夫之职就构成了过渡，并维系着其地位待遇不至发生过大变动；如果散官品阶高于原官，那就还构成了褒奖晋升。同时，不解散官而领、兼实官，也是通行的做法。如阴道方以安东将军、光禄大夫领右民郎中，这时安东与光禄确定了他的资位，而右民郎中则是其职事。元顺以银青光禄大夫领黄门郎，郑伯猷以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亦属其类。或谓魏晋南北朝的“领”“是兼领的意思，已有实授主职，又领他官他职而不居其位。” [21]这个概括并不全面，未能把散秩领职事的情况涵盖在内。对职事实官，以散职“领”者并非“不居其位”，反是要居其位而任其事的。以散官而任职事，亦称为“兼”。如于纂以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兼大鸿胪卿；高道穆以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兼御史中尉。
这种以诸大夫作为迁转的中介，或以散官“领”、“兼”实官之事，在北魏后期变得频繁起来了。自宣武帝、特别是孝明帝以后，散官任命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六镇起义以来，军机日繁，为激励将士就不能吝惜名号，诸大夫之职的普授、滥授，特别是它们与军号的“双授”，一发而不可收地泛滥开来了。我们觉得，比起侍中、常侍与军号的“双授”，这是个更值得注意的重要发展。当诸大夫被广泛地授予、官员阶位在诸大夫间频繁变换迁升的时候，它们就不止是员额有限的冗散之职了，而是在由一种“职位”向一种标志等级的“名号”迅速进化。于是，它们的“本阶”色彩就日趋浓厚起来了。为说明这样一点，请来看《魏书》卷69《裴良传》的节录：
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又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孝静天平中卒，重赠侍中、骠骑大将军。
裴良先后仕为奉朝请、中散大夫、太中大夫、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左光禄大夫，终于赠官侍中，其中有4次是军号与散官的“双授”；其曾经拥有的文散职共计八官，其中六为大夫。他所经历的6任大夫，决不仅仅是散职而已，而是构成了地位上升的标志──这6任大夫所标志的不是他的职务，而是他的阶次。再看《周书》卷33《赵刚传》：
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
请注意这“加金紫阶”一辞，它显示着金紫（以及前此的银青）光禄大夫这类崇重优礼之“官”，已逐渐变成了“阶”，已被时人视为一种等级的“符号”，而非仅一种职位了。
侍中、常侍作为加官具有临时性，可能会反复加授；而加之以诸大夫则不是这样，此后等待变动的是迁至它官或更高的大夫之阶，而不大会再居其位。请再来比较《魏书》卷44《宇文福传》：
(自豫州)还，为光禄大夫，转太仆卿。(宣武帝)延昌中，以本官领左卫将军，除散骑常侍、都官尚书，加安东将军、营州大中正。熙平初，除镇北将军、瀛州刺史。……解任，复除太仆卿，又为金紫光禄大夫。出除散骑常侍，都督怀朔、沃野、武川三镇诸军事，征北将军、怀朔镇将。
我们看到，宇文福自豫州还，为光禄大夫；自瀛州还，升为金紫光禄大夫；其间散阶是在升迁之中；而他为都官尚书时兼常侍，出督怀朔等三镇时再除常侍，其间加官常侍并未发生变动。可见，加官常侍具有临时性，而诸大夫阶的变动，显然才标志着“本阶”的上升。
同时，诸大夫较侍中、常侍等级为多而地位为低，因而更多地下及于中级军号拥有者。还有一点似乎也不宜忽略：侍中、常侍除了作为加官外，自有本官──侍中为门下省长官，常侍在集书省居首──因此不免有“一物两用”之嫌，在名目上缺乏区分职类的清晰性。在西魏散官系列中，侍中和常侍并不独立而是与骠骑、车骑同授，并在建德4年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和仪同大将军所取代；常侍、侍中及左右员外常侍、侍郎，最终因隋炀帝改革而退出了散官体系，这都不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我们认为，在那些涉入“本阶化”进程的各种文散官中，诸大夫的变迁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们的普授以及与军号“双授”，对于文散官的“本阶化”，是个比加官侍中、常侍更强劲的推动。
西魏“九命”诸大夫以下的文散官，还有员外常侍、员外侍郎、给事中、奉朝请等。这些都是集书省散官，与诸大夫颇多类似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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